医生玩游戏致五个月大婴儿死亡

    耿延：“事实上今天上午还有我其他的当事人给我打电话，他就问耿律师为什么我的事情不能这样解决，为什么我们的案件不能这么快解决，我们不要求这么快的解决，我们能不能够有可能也由独立的第三方来调查。”

    记者：“很多人通过这次事件都在想，能不能把三方调查常规化？”

    耿延：“但是目前医患纠纷当中，像这样的事情，很难出现第二次，也许第二次我不敢说，但是它很难经常出现，就在独立调查小组这个问题上，很难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使它成为一种常规。”

    记者：“你们觉得难在哪儿？”

    耿延：“确确实实第一成本确实过高，这个不是很现实，我们司法界也都讨论过这个问题，如果说每出一个医患纠纷，那么我们就从社会上招募公开人士进行调查，这个不现实，(但是)我们可以成立一个类似的审查委员会，由他来审核，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疑难的问题，他的影响也很大，如果不介入的话，会很冤，社会影响也不好，也影响我们的和谐，然后由他们触发这样一个程序，从而开展这个调查委员会的工作。”

    半小时观察：南京市儿童医院为何敢于撒谎？

    徐宝宝的夭亡无疑让人痛心，但更让我们关注的是对这一事件的两次调查。现在已经认定：在第一次调查中值班医生隐瞒事实真相，南京市儿童医院调查手段简单、调查深度不够、调查结果不实。我们看到，第一次调查是被投诉的医院自己查的，发布调查结果的江苏省卫生厅和南京市卫生局都没参与调查，而调查组也只调查了当事医生，并没找家属核实。当自己调查自己或者老子查儿子的时候，难免要保护自己的利益，掩盖自己的过失与责任，南京市儿童医院敢于使出这样的调查结果，并不奇怪。

    如果这种事件仅仅发生一次，也许还可以把它看成是偶然事件。但事实上这样的事情已经多次发生了，“正龙拍虎”、“躲猫猫”等许许多多的事件调查都已经重复上演这相似的一幕。前不久的上海“钓鱼执法”事件，第一次调查叫“老子调查儿子”，结果说取证恰当，没有“钓鱼”，引发了公众的强烈质疑，随后第三方联合调查组重新调查，确认“钓鱼执法”属实，取证不当。

    事实证明，对于公共事件的调查，应该形成一个客观的第三方调查制度，因为缺少独立的取证过程，忽视调查工作的程序正义，放弃赋有法定监督权力的外部监督，就有可能让真相被掩盖，让公众利益被侵犯。不仅是医疗责任鉴定，任何面对公众利益的事件，都应该撇开利益相关者参与事件调查，争取尽可能公平公正的调查结果，让公众的利益得到保障。(记者：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