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迎接第四次生育“小高峰”

       “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我国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小高峰。 这是来自国家人口计生委的预测。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人口生育高峰。第一次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第二次是1962年以后；第三次是1987年以后。

       人口专家对《瞭望》新闻周刊分析，即将来临的第四次人口生育高峰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目前全国处于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即处在20岁～29岁间的，每年增加200万。这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生的子女。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生育政策做了调整。1980年时我们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1984年到1987年，生育政策有所调整，在农村允许生育一个女孩的家庭再生一个孩子。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所增加的相当一批人也已经进入生育年龄。享受“双独”即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可生两胎，和部分“单独”即在农村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两胎政策的第一代近1亿独生子女也进入婚育期。

       国家人口计生委预测，从2008年开始，这种“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政策范围内的生育小高峰并不可怕，但《瞭望》新闻周刊最近在北京、安徽、浙江、四川等地采访时了解到，部分地区低生育水平的反弹，还因为一些人们计划生育观念落后而引发。

       受访专家认为，如果低生育反弹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我国人口数量控制的目标将面临被突破的危险，我国来之不易的低生育水平也将面临一场考验。

       “二孩”、“多孩”意愿强烈

       30岁的余鸿(化名)今年刚刚结婚，虽然是研究生学历，但他的生育观念却十分传统，“生养两个孩子”是他最大的愿望。他和妻子分别供职于机关和事业单位，一旦超生就会导致职位不保，但他依然没有放弃“生两个孩子”的计划。他向本刊记者透露，等他妻子生下第一个孩子后，他就想办法托人再办个准生证。

       在余鸿看来：独生子女太孤单，性格缺陷多，生多孩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减少家庭风险。

       如今在城市中，和余鸿想法一样的人并不在少数。随着近年来一些媒体有关人口计生政策的讨论及独生子女缺陷的报道增多，引发了人们对计生政策的不同看法和计生意识的动摇。

       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一项专项调查表明，群众的普遍心态是“生两个孩子、儿女双全”。希望生两个孩子的家庭近八成想要一儿一女，城镇超过41%的独女家庭希望再生一个男孩。

       现在看来，不仅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依然强烈，而且越来越多的城市人口开始对执行“一对夫妇一个孩”的计生政策产生动摇。

       在众多想生“多孩”的人中不乏文化程度高、政策觉悟高的公务人员、知识分子等。由于国家政策不可违背，一些人因此考虑到国外去生二胎。此外，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表现出了强烈的生育意愿。“有大房子，有好车子，有一群孩子”成为他们身份的标志。

       “养儿防老”观念仍浓

       家住安徽定远县的王志房，今年6月刚和妻子悄悄在上海生了“二胎”。王志房说，1998年他们生了第一胎，是个男孩，按照规定不允许再生第二胎，他的妻子也上了环。但是随着第一孩子长大，他又想要第二个孩子了。“我的孩子经常说他头疼，我担心他将来有问题，想再生一个保险。两三个孩子在农村也算能靠得住的家庭了。”

       王志房告诉本刊记者，想在城市里超生孩子非常容易，“我在工地上看到贴的广告上面说专做B超取环，一个电话人就来了，领我们去把环拿掉，然后给我们做了一年的假妇检证明。我们就这样在城里怀孩子了。”“那会不会有人查你呢？”记者问道。“我们住在工地，根本就没有人管你。”王志房说。

       四川省人口计生委主任王在银说，现在农村人想超生，除了“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的传统生育观念影响外，也与农村社会现有的生活状况和养老保障脆弱有关。在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养儿防老是群众的现实选择。农村经济社会不发达、劳动方式依然落后，农村无儿户在生产、生活上有很多不便，也难以有社会地位，再加上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决定了农民目前超生意愿比较强烈。

       超生现象抬头

       在强烈的生育意愿推动下，近年来一些地方的生育水平开始出现回升态势，超生现象有所抬头。

       安徽涡阳县一位村民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现在农村不像过去一生就三五个，但生两个的还是比较多的。想生就出去,生完回来交社会抚养费。”涡阳县人口计生委主任梁云超说，近几年，农村流动人口超生现象抬头，而且大有逐年增长的态势。

       安徽省人口计生委的统计显示，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全省每年有1000万人外出务工，大部分处于生育旺盛年龄，违法生育的比例不断上升。目前，全省流动人口超生占全省超生比例的超过60%。

       在浙江庆元县，今年前5个月共出生人口927人，同比增加131人。在出生人口中，计划外出生90人。计划生育率90.29%，同比下降3.3百分点。

       在东部沿海一个发达省份，一位基层干部说，现在违法生育反弹势头很大。“去年我们补报出生人口就有几十例。说明有的地方为完成考核指标，存在瞒报现象。”

       国家人口计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总和生育率由1.8左右上升到1.87，计划生育率下降1.28个百分点。

       “放开二胎”传闻的冲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社会上出现所谓“放开二胎”的传闻，引起群众的误解和部分基层人士的疑惑，使得计生政策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部分地区对低生育水平现状的盲目乐观和麻痹松懈，也导致违法生育事件时有发生。

       近年来，一些专家学者在国外公开发表放开二胎的言论，少数媒体跟风，也有个别别有用心的组织和个人利用网络攻击计划生育政策，否定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果。

       今年“两会”期间，29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要求执行“一个不少、两个正好”的政策，在社会上造成较大影响。不少群众乃至基层干部认为国家的计生政策将会有所“松动”，经过多年努力形成的有利于计划生育的氛围受到冲击。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力认为，当前我国低生育水平反弹的势头强劲，如果上述苗头动向得不到有效控制，人口控制的目标将面临被突破的危险。人口专家测算，我国目前1.8的总和生育率，如从2006年起以年均0.02的小幅反弹，到2010年总人口将比13.6亿的国家控制目标超出1400万人，2020年将比14.5亿的控制目标超出2900万人。一旦我国的人口控制目标被突破，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必将受到重大影响。（记者 杨三军 李亚彪 杨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