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高考不仅牵动着亿万人的心，也慷慨地占据着媒体的版面。今年是恢复高考30周年，早在年初，一本记述1977年高考人的书就已问世。但这些重复的描述越来越体现出
记忆的选择性，反而忽略了原始的答卷和现实的困境。
另一方面，以分数为准的高考制度已被理想的素质教育拷问了十年之久。饱受考分重压的新生代已厌倦了父辈自恋式的回顾和说教。而尝尽文化减弱考试无门的老三届已整体到了退休年龄失去了话语权。取消高考的呼声不时响起，由校长推荐上大学被当成一种新思路。其实，当年轻一代用新眼光探索未来之余，不妨稍稍回过头来看一看经过岁月的冲刷透出本原的历史。
本刊现刊登1977年12月11日北京市环保所工人阎阳生的答卷《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这篇作文当年曾因其“另类”而引起轰动，成为那个大变革前后的注脚。为了方便青年读者，我们作了一些必要的背景介绍。
历史背景
1977年，正是中国大变革前夜的胶着时期。三落三起的邓小平自愿抓科技教育，首先从恢复高考这个不起眼的前哨战，打开了改革开放的突破口。在此之前，1977年6月29日～7月5日在山西晋祠召开的第一次招生工作会上，心有余悸的教育界并未敢触动文革中没有任何文化考试的招生制度，仍沿用文革中“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
1977年8月8日，北京饭店，有关方面召集的33位专家和有关领导的座谈会上，邓小平一锤定音，从当年即恢复高考。随后又亲自在1977年招生方案中删除了政审中唯成份论的“出身”条款，用简明的语言概括为：“第一是看本人表现，第二是择优录取。”
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恢复高考；10月21日，国务院批准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意见》；10月21日，新华社等各新闻媒体以头号新闻发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
1977年12月，570万披着一身黄土的考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各个考场，开始了历史上竞争最激烈的十年一届的高考。
得知恢复高考消息时，阎阳生正在北京郊区租住的民房里用碎砖剩瓦盖厨房，以迎接第一个孩子的出生。从部队复员回北京后，他分到环保所做收取废水样本的工人。1977年12月9日，在他前往北京110中学考场时，他的女儿已在他30岁生日那天出生。他参加理工科高考，最后一门语文考试是在12月11日，作文题目和文科一样是《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阎阳生：《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
再也没有比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更能提醒你已经进入中年了。这是个女孩儿，皱着眉头哭着。大概她也像门口的那个护士一样，不相信这个挎着书包、满脸胡茬的人就是她的父亲吧。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却好像故意和年龄作对一样，日夜埋头在做十几年前应做的事：投考普通大学。当然啦，鼓励支持，冷嘲热讽，各种反应都有。但是激励我干下去的却是这样一件小事。
开春的时候，一些外国的技术人员和厂商要来修理一台进口的色谱仪。这台仪器已经好几年没有人动它，在角落里发着令人生畏的幽光。当它得以重见天日的时候，我们花了好几个月的日日夜夜，却无法使它正常工作。由于在保修期，根据合同请原公司派人来修。
这些外国人几天的检修，机器正常了。而我既不知道它是怎么坏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好的。在和这些外国人的座谈会上，在他们友好的外表下面，在他们彼此会意的眼神中，我感到他们无法掩饰的轻视，像针扎一样。回家的路上，我和老陈——我们的技术员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在分手的时候，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惭愧呀！”我理解他的心情，作为祖国培养了这么多年的技术工作者，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在他的话里不仅有内疚，更感到一种力量。从这儿以后，我们不约而同地开始了一个钻研学习的热潮。我们的口号是：向“四人帮”讨还时间，为祖国争气。而我更给自己立下了一个目标，要在一年里拼命拿下本行的专业和外语。
学习是困难的。眼前的线路图像蜘蛛网一样，而单词忘的比记的快。在深夜，当我眼睛发疼，头脑快要胀裂的时候，我也常想，何必呢！快30岁的人了。但我一想到那个外国人眼睛里流露出的嘲笑，便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力量，用冷水冲冲头，继续看到天色微明。半年的时间，我虽然能捧着字典看说明了，但仍无法弄懂它的原理。有时，我想：如果能在学校里系统地学习一下多好啊！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再说，谁要你这个老学生呢？
所以，你可以理解，当我知道像我这样30岁的人也可以有一次最后的机会考大学时，是多么的振奋了！我拿起学生时代的课本，好像看到了久违的朋友；当我用铅笔解题的时候，就好像以往老师站在背后盯着我，心里扑扑直跳。开始我还不好意思把中学课本拿到单位去看，但我一想到那洋人的眼神，便一下抛弃了全部包袱。年纪大，水平低，并没有什么可羞的，可羞的是关键时刻你拿不出东西来，丢祖国的脸。我很快瘦下去了。
母亲，她是一个退休的教师，望着我深陷的眼睛摇着头。但她总是在半夜给我端上一碗热鸡蛋挂面，轻轻地说：“别累坏了，哪能十年的功课一下子……”我感到她走了，却给我留下了难言的温暖和鼓励。她是支持我的，但心疼……
考试的日期一天天近了，我的孩子也一天天快要出世了。如果不是别人在图书馆里找到我，别说孩子出世，就是孩子她妈住院了，我都不知道。当我冲进病房时，差点把阻拦的护士撞了个跟头。我站在这婴孩面前，那种惊喜和惶恐的心情是每一个第一次做父亲的人都可以理解的。但我站在这疲惫的母亲面前的另一种心情却是别人没法体会的。在这一年里，我干了些什么呢？别说当个好丈夫，更不要说当个好爸爸了。我捏着自己油污的帽子，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应该干点什么呢？”“什么也不用你了，”她吃力地张开苍白的嘴角：“你去温书吧。”
当我回家摊开书本的时候，(窗外正飘下最初的雪花，)我想起了这一年。我感到尽管在家庭里我是这么不称职，但我是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着：坚实、有力。我想，亲人和这刚出世的姑娘会理解我的：不战斗，再年轻也已经衰老；战斗，再年老也会永葆青春。谁说人过三十天过午？我感到自己身上正复苏着一股新鲜旺盛的活力。我感到自己年轻了，朴实了，振奋了。这平凡的，有时往往是枯燥的学习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
文档来源
此文录自当年社会传抄的油印材料。当年北京日报和其他报刊在发表时，作了一些改动。这也从侧面折射了我们那个时代，现对照如下：
(1)“那是有门路的人去的地方”，此句发表时改为：“推荐上大学谈何容易”。
(2)“不正是向那些政治空谈家讨还青春的战斗吗？”此句发表时改为：“不正是向‘四人帮’那伙害人虫讨还青春的战斗吗？”
1997年，中央电视台曾到档案馆查找，但被告知那几年的考卷已被销毁。
考生情况
阎阳生其他科目的成绩是：数学94分，理化87分。但他认为他们这批老三届只是陪衬，考题太简单不足以拉开分数以填补年龄的差距。所以他最终冒险一搏，以婴儿在产房的第一声啼哭开头，写出了那篇被民间称为《不称职的父亲》的另类作文。
此作文由于评卷老师的激烈争论而传入社会，引起轰动。1978年5月30日北京日报首先全文发表，并以半版刊登作者文章《我们要珍惜青春之年》。以后海内外各报刊纷纷刊登此文和相关文章。1978年7月1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首先由林如、铁成播送全文和张秉戍的评论《一篇独具个性的好文章》。
但阎阳生的命运并没有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82年从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后，他又回到环保所做助理工程师。1986年考入西德留学研修城市生态。1988年毕业回国，辞职参加创办新大陆公司。1992年获得高级工程师职称，被招聘回北京科学院任业务处长。1995年调任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以研究民营经济为学术方向，评上教授职称。后出任正局级总编辑、巡视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