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生活周刊1月26日讯
发生在青岛的一个拾金不昧的小事让红飘带飘满全国很多城市,象征诚信、互助等良好社会风尚的红飘带制造了一幕幕和谐风景,但当它的示范和教化作用被无限放大成一种虚假的符号,形式主义
卷土重来,如何保护优秀社会道德符号成为值得深思的课题。
红飘带的前世今生
2006年12月22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样评价红飘带事件:
一块价值昂贵的翡翠,在电影《疯狂的石头》里引发了一场贪婪的角逐。而在冬日青岛的街头,一块冰冷的玉石,却演绎了温暖人心的“完璧归赵”,继而变成“满城飞扬红飘带”的和谐风景。
2006年11月29日,这天中午一点半,青岛交通广播主持人李雁正在值班,一个热线过来,李雁忙开了锅。来自深圳的谢显波先生当时带着价值600万元的珠宝来青岛做生意,谁知生意还没做,行李箱就粗心大意地丢在了出租车上。600万元的珠宝和两万多块钱现金都忘在出租车的后备厢里,走时没有要票,出租车牌号也没记下。谢先生在电话中哭诉:如果找不到的话,自己的命都不想要了。
“接下来插播一个寻物启示,一个紧急的寻物启示,谢先生一行三人,今天中午的时候,是从团岛搭乘一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到达辽阳西路,北大荒酒店下的车,下车时,把一个驼色的行李箱遗忘在了这辆出租车的后备厢里。”
从下午两点钟开始,李雁将这则寻物启示在青岛交通广播中不停地滚动播出。青岛交通台另外一位主持人忠民回忆:“我们是打开了热线,请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大家一起来出主意想办法。直到下午6点多钟,这则寻物启事才被刚刚打开广播的出租车司机莫立斌师傅听到。莫师傅打开后备厢一看,果真发现一个驼色行李箱,他马上就往交通台打电话,可热线太忙,根本打不通。本来莫师傅要下班交车去了,这下,拉着东西的他赶紧往电台赶。晚上8点钟,在110民警和多家媒体记者的共同见证下,失主谢先生来到电台,打开了行李箱。600万元的珠宝和两万多块钱现金一点不少。”
“不要拍了,我不想这样。”出租车司机莫立斌师傅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件事的影响力,对媒体突如其来的包围很不适应。谢先生当场从行李箱里拿出两万块钱,要感谢莫师傅,但被莫师傅拒绝了。当天电台的其他节目都停播了,关于这件事的直播节目一直持续到晚上9点多,很多人都在关注。就在直播快要结束的时候,一个热线电话,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一位青岛市民建议,所有收听这个节目的驾驶员,明天早晨都在自己的车上,绑上一个红布条,向全市的出租车司机致意,并向莫师傅学习。主持人忠民说,听到这个建议的时候,自己心里就一动,如果这个红飘带真的能够飘起来的话,在城市里面可能会是非常美的一道风景。但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想到这样一个建议会产生多大的反响。
从青岛到全国:红飘带一路飘扬
青岛交通台提出了关于红飘带的倡议,接下来的事情出乎大家的意料,很多人打来电话索要红飘带,由于事发突然,没有准备红飘带的青岛交通广播台,立刻在节目中展开了呼吁,在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有30多家单位打来电话,表示愿意无偿提供红飘带。一时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交通台,领取红飘带。致使青岛广电大厦楼下出现了堵车的现象。
很快,红飘带出现在了青岛的大街小巷,这些飞扬的红飘带,也成了岛城一道流动的风景线,而这份火红的心意,也迅速在青岛市蔓延开来,感染了更多的人。那个时候,红飘带代表的不仅仅是对莫师傅拾金不昧的尊敬,它更代表了青岛市民对一切文明行为的倡导。
主持人忠民回忆道:“在红飘带里面,很多小事让人难忘,一个老大娘,她说自己是一个老人,退休了,没有车,听说这个红飘带的事,也想搞,把它系在自己的窗户上行不行?我说行啊。真是特别亲切。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小姑娘,一个打电话的,一个发短信的,把这个红飘带扎在自己的小辫上,以此来向莫立斌师傅这样的好的哥来致敬。
大概一周以后,红飘带事件已经成为全青岛都知道的事情,红飘带精神已经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广为传播。2006年12月12日,青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伟在全市窗口行业弘扬“红飘带精神”大会上,号召全青岛各行业倡导弘扬“红飘带精神”。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构建文明青岛、和谐青岛做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东方时空》、《感动中国》等栏目都对青岛的红飘带事件做了大量报道,“红飘带”由此飘向全国。
山东省内率先出现学习红飘带精神的热潮,接着河北、河南等省市、地区也迅速跟进。红飘带事件在很多城市当地电台播报后,这些电台便成了新的红飘带发放点。在河北省保定市,竟然出现了万人争领红飘带的壮观场面。在一些城市里,门口悬挂红飘带的商店开门迎客,让在寒风中等候公交车的路人到店内避寒,还有很多来自城市里各个街道的大爷大妈,他们手臂上缠着红飘带,到处嘘寒问暖。一时间,有红飘带的地方,就有和谐与欢笑;有红飘带的地方就有温馨与善良。
红飘带感动中国
山东青岛的莫立斌师傅成为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的候选人。而红飘带在飘红全国的过程中,也感动了很多人。
在山东某市,四川籍35岁厨师王来庆本不是这次活动的志愿者,但他从早晨5点就起床往活动现场赶,由于离电台较远且下雪路滑,王师傅走了近4个小时。他说:“我是个农民,别的不会做,就帮着多做几条红飘带吧。自己想做个好人,也很愿意帮助别人。”
中国地质大学某机械制造专业的学生李鹏翔也在认真地制作着红飘带,他说自己听说了红飘带的事情后也从学校专程赶了过来,希望能尽自己一份微薄之力。“我很愿意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来迎接新一年的到来,我觉得我的心已经通过我制作的红飘带和系上这些红飘带的人连在了一起,因为我们都愿意做好人,愿意帮助人。”
几位来自保定市竹林书画社的艺术家们正挥毫泼墨,“情系红飘带构建和谐社会”、“人人为爱动起来古城流行红飘带”等一幅幅毛笔字书写着对真诚的呼唤,对善良的赞美。据了解,他们的平均年龄高达75岁,书画社社长安国昌老人说:“社会需要爱,我们很想为活动贡献一份力量,那就发挥我们的特长,多写些丹青吧。”
还是保定市,一位赵女士不仅领取了红飘带,而且用实际行动向社会奉献了爱心。赵女士说,她们一家三口早就决定要来领取红飘带,前一天晚上,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中心血站O型血奇缺,赵女士考虑到,领取红飘带原本就是为了宣扬一种向善的精神,于是她对丈夫说:“我就是O型血,咱们应该先去献血,为社会做点实事,然后再去领红飘带。”
在河北某市的红飘带领取现场,一对中年夫妇是为儿子来领取红飘带的。父亲张先生说,儿子很快就要去加拿大留学了,让他带一条红飘带走吧,“记住我们这座城市,记着我们的家,记着这里有爱,这里有温暖……”
驻保定某部侦察连抽调了一个连的兵力,连夜制作了700多条红飘带。在这些战士看来,制作红飘带这种方式可能是最能体现军民情深的爱心活动了,他们希望自己的第二故乡处处飘扬着象征着真善美的红飘带。
幻化的红飘带
红飘带红遍全国很多城市,这一点让人稍感意外,更值得深思。以往很多英雄人物或学习对象,都是经过政府或宣传部门主导下的大力度宣传才得以在人们心中树立形象,而红飘带事件从发生到倡议提出,一直到全国飘红,实际上政府行为起的作用很少,多数是一种自发的行为。
当然,既然是自发树立的学习典型,在具备深刻、贴近等很多优点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形象不稳定、可控性不强等缺点,这些缺点在局部地区还被放大,发展成形式主义,这样,红飘带会幻化成某种意象符号,失去教化作用和感召力,成为一个空壳,甚至起到迷惑和逆反的不良作用。
比如,某地区号召全部窗口行业学习红飘带精神,这种好的初衷往往却被执行为所有出租车都系红飘带,所有服务员、售货员、售票员都系上红飘带,可系上以后服务质量就真的都改变了吗?在调查采访中,记者所乘坐的某“黑车”左后视镜上飘着红红的飘带,可还是干着绕路、拒载、无票等传统的勾当,一些市场中每个摊位都挂着红飘带,但是否能保证每个摊位都不会缺斤短两呢?
在山东省某城市中,一位女士回忆,在2007年的第一天,她中午吃完饭从饭店出来,见到自己车上的倒车镜上系着一个红丝带,就以为是看车人系上去的,看看其他车上也有,因为要值班,她没多想就开车去了单位。下午一个同事问她车上的红飘带是哪来的,她说自己也不知道,更不知道是什么意思。直到看到报纸上的文章:
“一条条红飘带是符号和载体,道出了人们对驾行美德者的深深敬意,千万条红飘带交相辉映,才能连接起人与人之间的真诚情谊,也是寄托和象征凸显着时代的道德呼唤与人民群众的热烈辉映,就在新年里的第一天,我们相约互送红飘带为新年礼物,用最绚丽的红色互送真挚的祝福!”
看完这段公益广告才明白,原来这是一家大商场在元旦这天发起的一个爱心公益活动。但这位女士明显对活动的效果不持乐观态度。她说所有人都系上红飘带跟所有人都不系是一样的,不系红飘带,如果心肠好也是在实践红飘带精神,而要是心术不正的话,系了红飘带也改变不了什么问题。
满城尽是红飘带
现在红飘带已经在全国很多城市飘扬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将红飘带系在自己的车上、手臂上,无论是自发的真正觉悟、还是盲目的追风赶潮,至少这些行为已经让红飘带作为一种代表诚信、互助等社会美德的符号,为大众所认同,并颇具号召力。而问题在于,如果红飘带只是符号,那它注定无法长久,其社会教化作用也将大打折扣。
在很多省市我们看到,在红飘带精神的感召下,很多人真正开始考虑,自己应该多为社会多做一些善事。于是,街头的互助镜头比比皆是,流动采血车旁排起了献血的长队,人们看到飘着红飘带的汽车就格外亲切,系着红飘带的陌生人走到一起,很快就可以有说有笑,让人回想起几十年前那种同志间的情谊。
红飘带成为催人向善的符号,在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扮演催化剂、润滑剂的角色。当然,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一种情况。而事情总并非如想象般美好。现世中的多元选择造就了多元价值取向。在人与人关系日渐疏离的今天,互助、诚信的土壤并不肥沃。这其中生长出来的精神符号必然还不具备发达的根系,如果没有整个社会的扶植浇灌,出现夭折枯萎的情况也未可知。
在红飘带飘扬的地方我们也看到,很多职能部门和窗口部门只是要求所有人员都要佩戴红飘带,却不见下文。很多地方号召全行业学习红飘带精神,可号召完了也就算完成任务。这样的工作方式怎么可能在实质上改善服务质量呢?还有那些系上红飘带的黑车就诚信守法了吗?给那些小偷、强盗们发一条红飘带就可以让他们成为好公民吗?虽然这样的例子有些偏激,可事实上,红飘带只是一个符号,红飘带精神也只属于那些原本就有善心的人。
还有件事发人深思,一个朋友下晚班回家,发现对门的钥匙挂在门上,多次敲门未果后,确信对门没人在家,朋友本想是邻居一时疏忽,自己把钥匙拔下来回头再给邻居就行了,可转念一想,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万一邻居回来说家里丢东西可就说不清了,最后找了保安、物业等好多地方,可谁都怕惹上麻烦,直到几个小时后110出动把钥匙带走,又在门上留了字条才算结束。可见有时真的不是人们没有善心,而是想做一件善事越来越难,在社会越发缺失诚信基础的现实下,劝人向善可能真的不是一条红飘带就能解决的课题。
当满城尽是红飘带,人人都系红飘带,系与不系的区别又会消失,当红飘带只是符号,甚或形式主义的幌子,挂上红飘带就说明我们有爱心了?在挂上那红飘带之前我们是否得扪心自问,自己是否是冷漠的呢?别让红飘带遮住了我们的眼睛,也别忘记了自己冷漠的本性,更别让那红红的飘带成为炫耀的资本和遮羞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