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忆述了自己误打误撞当上主持，及后来成为央视当家花旦的经历，她觉得走到今天最亏欠的人是父母，同时她自爆是个逆反心理很强的孩子，曾摔碗与父亲吵架……

　　（采写 刘玮）1996年央视的春节晚会是北京、上海、陕西三地合办的，上海的主持人是袁鸣和程前，那一年 春晚剧组还有一个高高瘦瘦的姑娘，她经常在剧组跑前跑后地为演员吃饭、出发的事情忙碌着，这个姑娘就是董卿。那个时候董卿刚进东方台，在春晚剧组做剧务。十年之后，依然是央视春晚，在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李咏、周涛、朱军、董卿组成的“春晚四人搭档”首次亮相，和其他三位主持人相比，董卿的出现颇具黑马气质，即便是她站在2005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大家对她的目光还是多少有些陌生，而那个时候，也没有人会以为，董卿在未来两年中，会以“当家花旦”的姿态在央视舞台上绽放。

　　十年之前，她特别在乎自己是否出名，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她只是在享受着站在舞台上的每个瞬间。

　　董卿说，她自己特别迷恋主持这个过程，已经到了像飞蛾扑火一样的那种狂热，十年之前，她特别在乎自己是否出名，去餐厅吃饭都恨不得所有的服务生都认识她，但是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她只是在享受着站在舞台上的每个瞬间，“其实我的外表给人感觉还比较稳重，但内心里的那种力量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一刻。我有时候会害怕，感觉是穿上了红舞鞋，停不下来了。可能有一天我也会有遗憾，怎么该恋爱的时候没有恋爱，该成家的时候没有成家，我身边没有一个人，遗憾没有给父母更多的时间，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像别的很多人一样地说，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个孩子等等，但现在我停不下来。”

拿着话筒时的董卿是最自信的。

　　误打误撞当主持

　　董卿的童年是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父母都是复旦大学的高才生，对董卿的希望，就是她能好好念书，考一个大学，找份稳定的工作，自食其力。在董卿小时候，家里人谁也没想过她能成为一名主持人，包括董卿自己。那个时候主持人还没红火，家里连电视都挺稀奇的。董卿说，即便到现在，父母都很难想象她成了一个央视的主持人，“今年央视的挂历一月是我，这是按照台里10佳主持人的排名，我给我妈寄去，我妈打开一看，还是很惊讶地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董卿小时候是文体爱好者、作文成绩很好，演讲比赛、唱歌跳舞、体育都好。和大多数喜欢文艺的女孩子一样，董卿儿时的愿望是当一名演员，但是父母都不赞同董卿从事文艺工作，她不顾家里的反对，报考了浙江艺术学院的表演专业，毕业大戏还演了《哈姆雷特》中的母后。毕业后董卿分在浙江省话剧团，但是到了团里之后并没有什么戏可拍。也就是在那一年，董卿的生活出现了变化，1994年，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董卿陪一个朋友去考试，自己也顺道考了一下。董卿至今记得那个夏天特别热，她穿着一条小连衣裙就去考试了，导演说主持一段吧，她也不懂要主持什么，导演说那你们就随便聊一聊，后来董卿就这样被录取了，“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呼机，我记得是传达室的大爷喊，董卿电话，我跑好远去接电话，知道自己被录取了！”

　　董卿在浙江电视台工作了两年，她做主持又做编导，自己觉得自己都快成才了，而且杭州很美，平时上上班，周末去喝喝茶，生活很舒服。就在这个时候，父母看到东方电视台要向全国招聘，让她去试试，董卿并没有太在意，寄了个她的带子去上海，结果等了半年都没消息，以为没戏了。半年之后董卿接到东方电视台的一封信，通知她去复试，就过了。1996年，董卿来到东方电视台。

　　休闲的上海生活

　　到了上海之后董卿才发现自己没什么事干，上海比杭州大多了，虽然董卿是从成千上万人中挑出来的，但没人待见她，“那个时候谁知道我是干吗的啊？我想浙江台毕竟还是个省台，而且我又会编又会写，但在上海就是没人理我，也没什么节目做。”由于日子闲着有些无聊，董卿就去考了上戏的电视编导系。

　　董卿在东方电视台有起色的是1998年，主持《相约星期六》，一个类似《非常男女》的节目，节目样式讨巧，加上董卿清新自然的主持风格，节目一下子火了，知道现在这个节目还有。董卿也开始尝试什么叫小有名气了。

　　1999年，董卿在东方台熬了两年之后，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个时候突然成立上海卫视了，董卿想，上海卫视是上星频道，面向全国，她当时觉得挺好的，即便要放弃《相约星期六》，她也几乎没犹豫就去了。到了上海卫视董卿才发现，就是串联节目。

　　最初新频道成立的喜悦过去了，很快她就感到了失落，与此同时，《相约星期六》依然在，但是已经不是她的了，“一开始上街还有观众认识我，但是很快就会把你忘了，当时觉得很郁闷。”董卿三易其主，丢掉最受欢迎的节目，想找到更大的舞台，谁知换来的生活却是每天无所事事，那时她特别烦闷，也很少出门，甚至电视也不看，就在家读《红楼梦》、《唐宋诗词》。因此，董卿报考华东师范大学的古典文学专业研究生，她说，她小时候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妈妈都会给她开书单，让她读书，上面全是《红楼梦》、《基度山伯爵》、《简爱》、《茶花女》这样的世界名著。一本书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半月，她总能读完。有时读得实在太快，母亲会因怀疑而抽查她，找出名著中的某一章节，让她说说其中的人物关系，她的记性特别好，总能对答如流。

　　董卿在上海的日子其实也很舒服，没事的时候喝喝下午茶，会会朋友，做做美容，健健身，但她觉得自己还可以做一些事情。在这期间，1999年到2000年董卿做了很多大型晚会，对现在的帮助很大。后来做了上海悉尼歌剧院连线的节目，也因为这个节目评上了2001年的金话筒奖，在当时评委几乎没有一个人认识她的情况下，全票通过。

　　这次获奖也为董卿带来另一次重要的机会，来到中央电视台。2002年央视西部频道成立，正好一个负责人是当时金话筒的评委，对董卿有印象，就给她打电话。那个时候董卿已经不是很年轻了，不是20出头什么都无所谓了，毕竟在上海那段也是好日子，有名有闲，“我当时很犹豫，在上海人脉和环境都有，又要离开？在北京我没有车子房子，没有朋友，我连去哪里剪头发、买衣服都不知道。西部频道也是非主流频道。也许人的年纪越大，胆子越小，从上海到北京，我害怕失去手上有的那点东西。

　　而且工作七八年之后你会重新考虑自己还能做什么，女性要考虑要不要成家，这是很关键的年龄，选择会影响一生。“当董卿遇到选择的时候会用排除法，她会问自己，如果从此生命中再没有这个东西自己能不能接受，”如果再也没有中央台这个事，我能接受吗？我一定会后悔没有去试一下。“

　　丢下一切来央视

　　如果说，当年从浙江到上海的时候，因为不受重视，董卿的心理还有落差，这次董卿从上海到北京做好了一切准备，把能想的都想到了，陌生，恐慌，站在央视的舞台上面对不认识的观众，录完节目的寂寞，从楼上望下去这个地方不是你的。当时西部频道录节目在大兴，董卿也不知道大兴在哪儿，拿着大包小包的衣服鞋子，录完节目站在大兴的街道，一个人在寒风中打不到车，“来到央视不能说有落差，只能说和想象中的差不多。”那个时候她在北京的西边租房住，家里什么都没有，一个衣柜，里面堆满了衣服，董卿是对家装很挑剔的人，她打开装衣服的箱子，望着蹩脚的衣柜半天，还是把衣服压回箱底。第二天，她请人把窗帘换成布、纱、遮阳布三层的，它们在空房子的阳光中飘拂，有点像家了。

　　刚到西部频道的时候，董卿每天就是拿着台本一个人嘀咕，西部歌王她都不熟，每次录节目之前都要查大量资料，她可以足不出户，哪都不去，就中午下楼吃碗面。但也就是因为如此，在整个节目录制过程中，董卿可以在程序上不出任何差错。

　　在来到央视的两年中，董卿主持了130多场晚会和文娱节目，并从西部频道调入综艺频道，折取春晚主持的花冠。这其中的转折点出现在2004年，董卿主持“第十一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连续20天直播，职业组和非职业组共有三十场，每晚直播近三小时。

　　董卿每天下午四点彩排，到十点直播结束，换掉主持礼服又进会议中心，和老师核对次日的考题，回家已是凌晨三点，董卿还要打着哈欠背台词。在经过了青歌赛“残酷”的考验后，董卿很顺利地主持了2005年央视春晚，首次作为“台柱”人物出现。而这个时候，大概不会有人记得，在十年之前，1996年央视和上海合办的春晚上，董卿还仅仅是个剧务。

　　在成为央恃“当家花旦”之后，董卿也必须要接受一些她之前从没想过的遭遇。去外地主持节目，她的脚歪了，但是仍然主持下来，“第2天看见有报纸报道，说我受伤了，被送进医院，录像被迫终止，我也没当回事，想这个记者没有认真核实，结果接下来就发现有网友跟帖，说据内部人士透露，董卿根本没有送医院，纯属个人炒作。有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恶意的中伤，就是屎盆子扣在脑袋上的感觉。”董卿说，她是很有忍耐力的人，上学的时候女生都害怕中长跑，但那是她最擅长的，“所以，你的赞扬让我也高兴不了不久，你的诋毁让我也难过不了多久。”

　　对待爱情很宿命

　　董卿是个悲观主义者，内心会有不安全感、恐惧感。

　　身边的人安慰她：“你挺好的，还要怎么着啊？”她有时半夜醒来，就会问自己：“你在干吗？还能干多久？”然后就会害怕。甚至担心一睁开眼睛，什么都没有了。“我是放弃了很多东西才走到今天，我很珍惜现在的舞台。有时太过珍惜，就会患得患失。”

　　董卿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工作，一年她的生日，去采访旅法音乐家陈启纲，采访完已经是深夜，大家都忙着收工回家，连找一个陪自己吃饭的人都没有。

　　那个生日，没有鲜花，没有祝福，没有蛋糕，她一个人回到家后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吃点熟食，边吃边上网。

　　董卿说，她每次录完节目回家，一定会打开电视，也不看，就是让房间里有点声音。在2005年春晚还有最后一个歌舞节目的时候，她就一个个问另外三位主持人录完节目做什么？朱军说，他家有一帮朋友等着他；周涛说，她爸妈在家等她呢；李咏说，他跟他媳妇已经买好了去度假的机票了。那一刻董卿是有一点不知所措，“也不一定是伤感，或者是觉得自己可怜，而是不知所措，我不知道我要干什么。”董卿回家以后，找了点吃的，当时已经快两点了，她打开电视，开始重播春节晚会了，到早晨七点，倒头睡觉。

　　一个人的生活虽然自由自在，也难免会有寂寞的时候。董卿曾经说，如果让自己只带三样东西在荒岛上生存，她会带的一是书；二是一粒种子，在上面生根发芽，让自己看到希望存在；三是男人，带一个爱人过去，生活中不能没有这些。其实董卿对感情并没有很多安全感，对爱情也相当宿命，“当你遇到麻烦、生病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就会想，有个人照顾自己该多好啊！我一点儿都不隐瞒自己对情感的渴望，希望有那么一个人来分担自己的快乐与哀愁。但感情不同于工作，只要你百分之百地投入了，努力了，就会有回报；感情可遇不可求，只能顺其自然。如果不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遇上合适的人，你使多大劲儿也没用。”

　　董卿说，她不属于特别容易相处的人，台下话不多，把最美的笑容都留在了台上。也不是有很多朋友的人，不是总和朋友一起吃饭的那种，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

　　这种独立有时候都让她感到自己过于独立，以至于没有办法成家了。董卿看铁凝的采访，铁凝到49岁没结婚，“不结婚不意味着感情就是空白的。这话很精彩，有很多波澜，我也是有故事的人。结婚也会想象，自己披上嫁衣的样子。”

　　对于父母很亏欠

　　从高中毕业就离家生活十多年的董卿，现在觉得亏欠最多的就是父母。从小父母对董卿的管教非常严格，董卿的父亲认为喜欢唱歌跳舞的女儿没有姑娘家的端庄，经常斥责她。“父亲就是希望我温柔乖巧，在家看书写字，我不能上学校的舞台表演唱歌、跳舞类节目，不能在家照镜子超过一次，不能穿花花绿绿的衣服。”父亲想要把董卿塑造成气质端庄的“淑女”，而董卿又是一个性格非常倔强，逆反心理很强的孩子。一次，在饭桌上，父亲又开始“数落”董卿，董卿气上心头，“啪”地把瓷碗摔在水泥地上，父亲生气了，董卿却又扔了一个碗下去，董卿说，从骨子里她和父亲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两个人都固执地坚持着自己的阵地不肯松手，一顿饭，在父亲的咆哮声中，董卿摔碗中吵吵闹闹不欢而散。直到多年以后，董卿离家开始自己的生活，才开始感受到父亲深沉的爱。上大学的时候父亲送董卿到寝室，帮她铺好床，说了一句“好好照顾自己啊”，惹得董卿泪眼蒙蒙。与“严父”相比，董卿的母亲则是标准的“慈母”，她和母亲无话不谈，从穿衣打扮到工作到情感，她有开心事、烦心事，都会第一个想到母亲。

　　“妈妈休息得早，如果10点以后给她打电话，她会失眠的，会整夜睡不着。”所以，很多事情，董卿宁愿自己扛。

　　到现在，父母对董卿依然是“严格”管教，高中毕业董卿离开他们后10多年了，平时也很少见面，起初几天相安无事，第3天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就开始在饭桌上说，“董卿，现在你有点成绩，对荣誉要拿得起放得下，要注意和同事相处，你上次在一个节目上别人和你说话，你没抬头。早上怎么起那么晚啊？晚上为什么不睡啊？

　　今天怎么也不看看书？也不写写笔记，想了什么把它记下来？让你订的《人民日报》订了没有？“董卿笑着说，要是小时候她肯定会反抗，会和父母吵，但是现在她会说”对对对！“，会让着父母。

　　父母现在最操心的是，恐怕就要是董卿的“终身大事”了。他们也经常给董卿介绍对象，“他们离我那么远，接触的人也有限，就是同学的儿子什么的，怎么可能成？十有十不成，他们还把这个事当成最重要的事。”在父母一次次的“介绍”失败之后，父母就会从大学隐约和董卿有意思的男同学都挑出来说，说她就是一个不会挑的人，一直挑不到对的。

　　虽然董卿在谈到父母这些“可爱”的举动时，不时地大笑起来，偶尔也会觉得父母有点烦，但是她仍然觉得自己亏欠他们的，有一次妈妈打电话跟她说，父亲前一段到自己乡下老家去修奶奶的墓，天冷，又找不到人帮忙，父亲觉得很辛苦，“妈妈电话里跟我说了一句我就哭了，她说你爸说自己身体也不行了，干什么都不行了，修完墓自己在你奶奶墓前坐了好久，我可以想象在上海那个阴冷的天气，父亲一个人坐在那里的背影，心里特别难过。这就是我亏欠他们的。”

　　记者手记

　　约董卿采访的时候是在新年假期中，她刚刚录完新年的直播节目，正准备回上海和家人团聚几天。当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多了，董卿说，自己一天都还没有吃东西，想随便吃点，晚上还要赶飞机回上海。然后她就笑着说，你看我都离家这么长时间了，其实自己还是挺不会照顾自己的。

　　董卿说话的逻辑感很强，理性、清晰是我对她的印象，尽管她说，她在开车的时候看到美丽的风景或者阴天的时候，也会自己落泪，但我绝对不认为她是个多愁善感的女生。从浙江台到上海台再到央视，这不会是一条铺满了鲜花掌声的路，其中甘苦，想必也只有走过的人自己才最清楚。

　　董卿的一句话对我印象最深，她说，自己在台下的话不多，她把最美的笑容都留在了舞台上，我想，当我再次在荧屏上看到董卿的时候，对她甜美的笑容或许会有另一番理解。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