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位在海堤上被强奸的女人，花了半辈子寻找那位男人，不为复仇，而是想告诉他，自从那次以后爱上了他。这是大文豪马尔克斯的小说情节。

　　在我们的故事里，30年前被控告强奸罪的代昌模，也花了半辈子在寻找那个当年称被他侵害的女孩。不为别的，他只想说一句，他 是被冤枉的。他不想再顶着这顶道德败坏的帽子进棺材。

　　11月12日傍晚，当59岁的代昌模得知与代理律师的第二次会面要延迟一个星期时，有点怅然若失地坐在床沿上。一盏昏黄的灯泡在他上方微微晃动着，照着这间只有10平方米的出租屋，以及桌上那半碗中午吃剩的咸菜。

　　隔壁屋一阵刺耳的炒菜声惊醒了他，他抹了一把额头，转身拎起枕边一个带着小铁锁的黑色皮挎包，拿出两沓厚厚的卷宗。代昌模的双手像捧着石头般沉重，这里面记载着他的过去——他曾经是一个侮辱幼女的强奸犯。

　　代昌模1947年出生于四川安岳，小学毕业后先后在当地公社农机站、供销社从事过计分员、出纳等工作。由于勤奋好学，1966年10月被派到东北鞍钢接受大型厂操作工培训，5年后分配到四川攀钢轨梁厂工作。1976年5月29日，代昌模被同事蒋爱群揭发他于半个月前强奸她12岁的妹妹蒋方萍。一年之后，代昌模因此获刑10年。

　　代昌模用手蘸了一点唾沫，翻开这些已经卷了边的资料。里面所有的内容他几乎能够倒背如流，它们是如此重要，除了让他度过了9年的牢狱生涯外，还让他背负了一辈子的道德枷锁。在过去的30年里，代昌模一直在寻找当年被他“强奸”的小女孩，他要告诉对方他是被冤枉的，并试图说服对方能重新出来作证，为他翻案。

　　这段记忆时常让代昌模的神经不堪重负，几乎每过一刻钟，他都要把视线从卷宗上移开，闭目低头。床头一面缺角的小镜子里，是他早已花白的鬓角，他记得他迈进高墙的那一年才刚满30岁，强壮、聪明，而现在他的听力已经严重衰退，反应也开始变得迟钝，经常要使劲敲着前额才能想起两天前发生的事情。

　　30年前的那个上午

　　1976年5月29日，一个晴朗的星期六。

　　根据代昌模的回忆，当天上午8时，刚忙完一个通宵的他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那间用篾席和木料搭建的窝棚宿舍。昨晚厂里一个大型机器的主轴发生断裂，代昌模所在的生产班20多名工人守了一夜，都没能研究出个对策。作为车间主力的代昌模自告奋勇地用大锤抡了一夜，溅了一身油污。

　　进行了一些简单的换洗后，代昌模就睡倒在床上。朦胧中，几个工厂保卫科的“群专”队员突然走了进来。他们摇醒了代昌模，叫他到工厂去一趟。代昌模问对方什么事。保卫科的说是生产上的问题要等他去解决。代昌模披了件衣服，跟着那几个人出了门。

　　“群专”队员们并没有领代昌模去看机器，而是直接把他带至保卫科。一进大门，代昌模马上被五花大绑，惊恐万分的他大声呼喊挣扎，但绳子反而越勒越紧。

　　在一阵“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声中，代昌模被告知，工友蒋爱群向保卫科揭发，说他于同年5月14日上午强奸了她12岁的妹妹蒋方萍。

　　根据举报，蒋方萍当时在姐姐家帮忙带孩子，姐夫一家也很喜欢这个活泼的小女孩。但在最近的半个月时间里，蒋爱群夫妇发现蒋方萍变得魂不守舍，还在半夜里突然醒来大哭。5月28日晚，在对蒋方萍的连夜询问下，夫妇俩才知道出了事，次日便向保卫科举报。

　　蒋方萍当时给保卫科写的控告信上称：“1976年5月14日9时多，代昌模以借刀的名义到我家乱翻东西。见我一人在家，就顿起邪心，将我抱起放在地上实施强奸，当时我吓得大哭，后来就昏迷过去了。事后，代昌模还多次威胁我不能说出去，否则杀我全家。”

　　代昌模随即大喊冤枉，他反复对问讯人员说，5月14日上午他在附近一个市场里买菜，还为买不到鸡蛋而烦躁了很长时间，两位在路上碰到的工友可以为他作证。

　　但代昌模还是被转交给厂里的民兵小分队看管，闻讯赶来的妻子给丈夫带了几件衣服和一点食物。事发突然，夫妻俩相看无言。良久，代昌模才说：“我是被冤枉的。”妻子低着头，使劲咬着嘴唇，轻声说：“我不知道该相信谁，如果真的有这件事，就正确对待吧。”

　　妻子走后，代昌模细细回忆他何处与蒋爱群一家结怨而招致这样的诬陷，但直至多年以后，他都仍只能回想起他只是曾数次催促过蒋爱群还借他的60斤粮票，矛盾再大一点的也只不过没有同意对方的换班要求。但至于用这样的方法报复吗？还是强奸蒋方萍的真有其人，只不过他当了别人的替罪羔羊而已？

　　还未等代昌模来得及细细揣摩，事情就朝着更糟糕的方向发展，蒋爱群和蒋方萍分别写了多封控告信寄往攀钢多个部门，舆论很快倾向蒋家一方，很多证词也对代昌模不利。6月14日，代昌模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1977年9月15日，渡口市(现攀枝花市)东区人民法院下了判决书，里面写着“代昌模强奸幼女，严重摧残了幼女的身心健康，关押期间态度恶劣，拒不认罪，为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幼女的健康成长，依法从严判处代昌模有期徒刑10年(刑期从1976年6月14日起至1986年6月13日止)。”代昌模当时拒签了此份判决书。

　　九年牢狱生活

　　代昌模成为了阶下囚，从此他必须脱下让人自豪的蓝色工人服，穿上印着编码的粗布囚衣，用那双能熟练操作巨型机械的手，每天耕作于劳改农场。

　　代昌模住进了一个5人牢房里，他变得不愿意与人说话，每天的空闲时间只是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整理他的上诉材料，同时也给他所有认识的朋友写信，倾诉牢狱之苦。这期间他并不知道，父亲为他的事气得旧病复发，母亲也数次拽着麻绳要去上吊。

　　1979年10月，第一次上诉被驳回让代昌模的心情跌落至谷底，他开始托以前的工友打听蒋方萍的下落，但只知道她已经离开了渡口市。

　　1980年春节前的一天，当地法院的两名工作人员来找代昌模。喜出望外的他以为上诉得到了回应，一见面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两名法院人员在面面相觑了几分钟后，打断他说，他们是受他的妻子所托来提出离婚的。

　　两个星期后，代昌模在劳改农场的一个山坡上见到了阔别4年的妻子。她告诉代昌模，她已无法再忍受被人指指点点的生活了，两个孩子也因为有个“强奸犯”爸爸而饱受欺负，无心向学。代昌模这一次与妻子谈了很久，最终为了孩子，妻子才勉强答应继续草草经营这个家。

　　妻子对丈夫的怨恨并没有因此而消除。其妻子回忆说，在1982年的一次法院重审中，她作了假证。她对办案人员交代的“代昌模就像是做过那种事的，他就是流氓”，将代昌模翻案的希望击得粉碎。法院维持了原判。

　　在后来的一封家书中，大哥告诉了他父亲的死讯，那一天代昌模粒米未沾地蜷在床上哭了整整一天。仅仅几个月之后，连大哥也离开了人世，此后再也没有人给代昌模写过信。两位至亲的离去让代昌模倍感遗憾和羞愧，他们至死都活在他的阴影下。

　　寻找蒋方萍，这个愿望在代昌模心里开始异常强烈起来。

　　不知去向的受害人

　　由于表现良好，代昌模于1985年减刑一年提前出狱。他的世界停顿了9年，他需静静观察并学会适应以前一些闻所未闻的事物——牛仔裤、春节联欢晚会以及备受追捧的港台电视剧。

　　代昌模来到9年前窝棚宿舍所在的地方，这里已经建起了新楼，昔日的邻居也已不知去向。代昌模凭着仅存的一点路标，逐家逐户打听蒋方萍一家的下落，然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摇着头。

　　1986年，代昌模一家4口搬到一个30多平方米的新房里，但这对代昌模来说却意义不大。他依然是一个“多余的人”——每晚要在客厅打地铺，吃饭时独自端碗躲到一角。9年来，一双儿女因为父亲的罪名而背负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草草读完初中后便走上社会。尤其是儿子，几乎所有的姑娘都对他敬而远之，他至今不愿意和父亲说一句话。

　　住在代昌模楼上的攀钢职工刘大兴，对这个喜欢在散步时喃喃自语的男人感到非常好奇。在一次串门借扳手后，他们有了首次闲谈。同为1966年进攀钢的职工，让他们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

　　后来身边不少人纷纷暗示刘大兴，说代昌模曾经“犯过事”。终于在一个饭后的傍晚，代昌模在一个街心花园将他的过去告诉刘大兴，声泪俱下。刘大兴搭着他的肩膀，陪他坐了一夜。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刘成了代唯一的好朋友。

　　刘大兴鼓励代昌模，不要放弃上诉，同时也要把当年被他“强奸”的女孩找出来，希望对方能良心发现，还他清白。两个人开始出入于当地各个律师事务所。为凑齐价格不菲的诉讼费和路费，在刘大兴的帮助下，代昌模还在一家集体企业当起了建筑工人。

　　这份工作除了每天要爬高爬低，还要经常被指使去疏通暗渠和背数百斤重的保险箱，但代昌模仍然非常满意，起码这能让他在经济上获得最基本的尊严。

　　代昌模和刘大兴几乎找遍了所有能够联系上的昔日工友，但攀钢有数万名职工和家属，并且10多年来几经变迁，代昌模两人的努力一无所获。1990年9月28日，心神恍惚的代昌模从厂房顶棚一脚踏空，摔坏了一节盆骨，他的腰部被植入一个钢抓钉，失去部分劳动能力。

　　寻找蒋方萍的行动后来因为反复发作的伤势而断断续续了十多年，直至2004年7月，一位资深律师托关系从法院里复印出当年代昌模案的所有询问笔录和证据，才让他重燃起希望。代昌模如获至宝，紧紧抱着它们睡了一夜。在随后的两个月里，代昌模把自己关在家中，一字一句地阅读所有材料。当他看到笔录上蒋方萍的籍贯是南充蓬安县时，他激动得差点跳上了窗台。

　　他将这200多页卷宗放在一个带锁的黑色皮挎包里，终日抱在怀里。他开始在攀枝花和蓬安两地往返寻找，他只打听到蒋方萍已经嫁人，但不知道具体去了哪里。他逐家逐户地敲门，然后一次接一次地失望。三本小学生习字本里记满了他的行程和访过的门牌号码。为省车费，代昌模在市内基本靠走，一个月就踩坏了一双“千层底”。

　　线人出现

　　就这样找了两年多，今年10月14日。代昌模来到了蓬安县，他随即被告知，蒋方萍当年就是嫁到这来的，目前她已随丈夫关小东到了上海，成了一名钟点工。

　　此外，关小东还有一位同宗长辈关运生在上海，他是这个村子里唯一一个还与关氏夫妇有联系的人。

　　代昌模几乎是跑着去敲每一户村民的门，最后，他花了45元从一位村民那“买”到了关运生的手机号。当晚，代昌模抚摸着那张写着号码的纸条，彻夜未眠。

　　第二天代昌模就给关运生打电话，他佯称是蒋方萍老家的亲戚，因为久未联系，想择日探望。生性敦厚的关运生并没有怀疑这位唐突的“客人”，还热情地与他拉起了家常。从关运生的口中，代昌模了解到，蒋方萍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生活安定。

　　代昌模尽量压抑住内心的激动，他与关运生约了见面时间，并叮嘱对方先不要向夫妇俩提及此事，等见面后再议。临行前，代昌模的侄子资助了他2000元。

　　10月21日早上，上海大雨。代昌模背着他的黑皮挎包走出火车站，随行的还有一位聘请的代理律师。此行代昌模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一件掉线的红色短袖，一条露出脚踝的蓝色西裤，以及一双磨缺了后跟的棕色皮凉鞋。

　　大雨淋湿了他的挎包，代昌模赶紧钻到路边一个黑色太阳伞底下。身边飞驰而过的出租车溅起一摊积水，代昌模惶恐地向后跳了几步。四周的建筑物大得吓人，他越发忐忑不安，他实在无法预料用30年光阴等来的这一次见面，会发生怎样的场面。

　　半个小时后，雨停了。代昌模拨通了关运生的电话，双方约在一家餐馆见面。饭桌上，代昌模紧张得有点语无伦次，给关运生夹菜的手也有点发抖。对方警觉地问他此行应该不是探亲这么简单。代昌模突然抓过关运生的手，将事情的原委都交代出来。关运生的脸一阵发白，他推开代昌模的手，沉默良久才说：“这对蒋方萍有点残忍吧？”

　　情急之下，代昌模拉开椅子就要下跪，关运生马上弯腰扶着他，然后抿着嘴唇想了好一会，叹了口气说：“我试一下吧。”

　　痛苦的约见

　　当天晚上8点30分，离蒋方萍答应关运生来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一个小时，门外依然没有动静。代昌模有点坐立不安，双手在大腿上来回摩擦着，最后干脆往窗外探出身子四处张望，同时嘴里在反复叨念一会儿见面的台词。

　　门外终于响起了敲门声，代昌模猛然一震，相互紧握的两手也捂出了手汗。寻找了近30年的蒋方萍就在门外，代昌模一时不知所措。直至一旁的律师推了他一把，他才挠了一把头皮，屏住呼吸往门口走。他随即停了下来，一手撑墙，一手搭在扭动门锁上，深呼吸一下，好像要用尽全身力气，开了门。

　　眼前站着一个打扮平凡的中年女人，她扎着头发，披一件黑白相间的长袖外套。她礼貌地朝代昌模点点头，随后在对方发呆注视的目光下朝丈夫的方向挪了挪。

　　关小东的到来出乎代昌模的意料，原本他已与关运生说好，为了不影响蒋方萍的家庭，此行只约蒋一人见面。

　　一旁的律师打破僵局，他一边招呼着关运生和夫妇俩入屋，一边给代昌模递眼色，暗示他应主动一点。代昌模低头走到床边，在蒋方萍和关小东的对面坐了下来，两只拇指极不自在地互相抠着指甲。

　　“对不起，能否让我和蒋方萍单独聊两句呢？我有点事想跟她说。”一阵冷场过后，代昌模终于开口。关小东和蒋方萍互相对视了一下，最终关还是表示了大度，和关运生一起走了出去。

　　“你知道他是谁吗？”律师指着代昌模问蒋方萍。蒋方萍上下打量了一下对方，摇了摇头，仿佛为忘记了某位老家乡亲而感到抱歉。

　　“他是代昌模，坐了9年牢，你还记得他吗？”律师接着说。

　　这三个字犹如闪电般地击中了蒋方萍，她脸上的笑容顿时消失，露出惊恐的眼神。

　　“我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想告诉你我当年是被冤枉……”代昌模说。

　　“都过了这么多年，你还来找我干什么？”蒋方萍打断了对方。

　　“你不要激动，我只是想请你仔细回忆一下，凭良心说话，还我清白。”

　　“你也是有家室的人，谁会把自家的儿女拿来乱说的？这件事千真万确，还有什么好说的。”蒋方萍的声调越来越高。

　　“我们都是几十岁的人了，我牢也坐了，苦也吃了，我已经没有什么要求了，只是不想再顶着这顶帽子进棺材。”

　　“我老公现在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他和我离婚，我会找你算账的。”蒋方萍的情绪开始失控。

　　“你想做什么？”关小东听到里面的争吵声，冲进来指着代昌模说。当老一辈在他一再追问下道出了事情的原委后，关小东脸色凝重地坐了下来，背对着众人，抽了一阵闷烟后说：“有没有这件事，只有他们俩最清楚。如果真的有，我这婚是离定了，如果没有，也要说清楚。”

　　此时的代昌模低着头，他站起来，走到夫妇俩跟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蒋方萍，我求求你了，只有你才能帮我洗清罪名啊，求你了……”

　　蒋方萍将头转向另一方。“你侮辱了我，还好意思来找我？好不容易长好的伤疤，又被你抠出血来了。”

　　“早知道是这样，就不过来了，走！”一旁的关小东愤然起身，拉起妻子就往外走，甩下身后呆若木鸡的代昌模。

　　足足两分钟后，代昌模像想起什么似的，疯狂地追了出去。50米开外的关氏夫妇已经上了一辆公车。代昌模懊悔地敲着脑袋，扶着一排路障，蹲了下来。

　　第二天——10月22日，关运生在电话中告诉代昌模，关小东夫妇已经不想再见到他，以后也不要再来骚扰了。失望至极的代昌模登上当晚的回程火车。

　　要找到死那天

　　当年的小女孩蒋方萍找到了，并也见上了，但30年的寻觅却换来两个家庭更痛苦的煎熬——蒋方萍丈夫知道了这个埋藏了近20年的秘密后，喊着要离婚；而饱受亲人奚落和反对的代昌模，也离开在攀枝花的家，沦落为成都街头的一名拾荒者，靠捡废弃汽水罐过活。

　　11月的成都，已经有点寒意，代昌模找了一间在简易公厕旁的廉价出租屋，每月租金100元，但代价就是要忍受难闻的气味和成群结队的蚊子苍蝇。

　　上海之行让代昌模灰心到极点。现在他白天埋头整理上诉材料，晚上则游荡在附近的垃圾场，拾荒为生。偶尔在半夜，他还会疯狂地想念年仅2岁的小孙女，她是家里唯一一个会给他送去微笑和怀抱的人，但他不知道，在孙女懂事后，他该如何给孩子讲述他的历史。“这个罪名影响了我们家整整三代人，我不希望悲剧继续延续下去，我还会继续寻找他们的，直到我死的那天。”

　　代昌模的寻找还要继续，而记者事后也再次联系上了关小东和关运生，他们说这件事对他们的家庭造成了影响，而且很可能是一辈子的。幸好，当天愤怒离去的关小东在经过几个晚上的思考后，终于明白应该理解和支持妻子。“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她那时候才那么小，这不是她的错。况且代昌模也得到了应有的法律制裁，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11月6日是代昌模既幸运又失望的一天，成都市迪泰律师事务所律师刑连超告诉他愿意免费接这个案子。在研究了所有的材料后，刑连超对代昌模说，初步判断这个案子当初确实存在证据不足的问题，但由于年代久远，原来很多真实的证据都难以再取，申请立案再审的难度很大。

　　“与现在的无罪推定不同，70年代我国法律是实行有罪推定的，特别对于强奸案这些敏感案件来说，在道德至上和法制不健全的时代，冤假错案在所难免。如果代昌模的案件放在30年后的今天，就很有可能是无罪释放了。”刑连超说，“如果通过各种努力，代昌模的案件最终还是无法得到司法平反的话，这只能说是特殊时代背景下个人的一种不幸了。”

　　11月14日下午，代昌模又带着所有的材料到四川省高院上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他第几次踏进这个地方，反正这些年来他签过的上访单和收到的回复函已经足以装订成厚厚的一本。

　　他在接待厅等候了整整一个上午，很多人都认得这个执拗的老头，但谁也不愿意理他。代昌模提出的每一个问题，都被搪塞敷衍过去。最终一个年轻的办事员抵不住滋扰，用戏谑的口吻对着代昌模冷嘲热讽了一番，代昌模第一次在被他视为“救命稻草”的司法人员面前扭头就走。

　　傍晚的寒风灌进代昌模那满是裂口的灰色外套，他双手抱腰，弓着身子缓缓走向垃圾场。远处的平房已经炊烟袅袅，一些天真的孩童扯着风筝在空地上奔跑。一种生命的无常感涌上代昌模的心头。孤树下，他从怀中掏出老父亲的照片，呼唤着、摩挲着，不觉间已老泪纵横。

　　(为保护受害人一方的私隐，文中蒋方萍、蒋爱群、关运生、关小东均为化名)

　　(《成都晚报》记者刘昕、成都电视台《经视在线》编导苟小华对此稿有重大贡献，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