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马天亮（化名）因为导师前几天的一次谈话而心烦意乱——导师希望他继续攻读自己的博士，并留校任教。
马天亮是上海一所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从考入该校本科，他已经在这所大学学习、生活了6年多，他渴望走向社会，到一家自己心仪的公司工作。
留下还是
走？这是一个问题。
实际上，本科→硕士→博士→留校，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人在马天亮所在的高校并不少见，即使不是“根正苗红”，也至少“穿了个马甲”——在这所高校读了个博士，虽然近几年学校每年都会从校外引进一些师资，但“一半以上还是从本校留下来的”。马天亮告诉记者，自己所在的学院关系“错综复杂”，“如果按以前的师徒辈分算可就乱了，我导师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有的老师得叫一些资格老的博导‘曾师爷’了”。
本科、硕士、博士、留校任教一辈子就呆在一所学校
“近亲繁殖”，这个中国高校的老话题，因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海兵教授的一个调查，最近又重新成为高教界的一个热门话题。
也许是因为自己不在“近亲繁殖”之列，顾海兵教授才有勇气做这样一个调查。
实际上，顾海兵教授所做的调查只是选择了中国知名度比较高的17所大学，而且仅以其财经类学院或系为对象。在被调查的987名教师中，有604人毕业后直接在母校任教，占所有教师的62％，只有300名教师就职的学校与他曾经就读的学校并不一致，这一比例只占30％；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进行对比调查的海外6所院校的教师，几乎没有人在取得最高学位后一直留在本校工作。
记者从一项调查中获悉，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教师中，来源于斯坦福大学的最多，比例占16.9％；英国剑桥大学的教师中，牛津大学毕业的最多，比例为10.8％；德国柏林大学的教师中，来源于慕尼黑大学的最多，占11.2％。
顾海兵表示，研究这一问题的大背景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平均的创新水平非常滞后于投入，学生没有超越老师的勇气，大学不能形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近亲繁殖”。
顾海兵教授的调查范围并不大，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国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确实非常普遍。
记者选择了东北一家师范大学，随意抽取了两所学院，其中一所学院12名讲师有11名都在本校学习过，而且有5名讲师是“本科、硕士、博士”一条龙读下来的；另一所学院，11名讲师有10名都在本校学习过，其中4名也是“一条龙”读下来的。
而另一项关于中国高校法学院师资的研究显示，北京一名校法学院具博士学位的52名教师中，有26人是在该校获得的博士学位；而武汉一重点高校法学院拥有博士学位的37位教师中，有34人从该校获得博士学位，比例高达92％。而在中国的一流法学院中，除了一些不能自己培养博士的新兴法学院，其他的都存在相当严重的“近亲繁殖现象”。
“五六十年代的本校本科毕业生现在都是名家泰斗，七十年代（‘文革’工农兵大学生）毕业生熬成知名博导，八十年代初的本校毕业生大都在权术和学术之间挥洒自如，九十年代的毕业生通过读研留校成为中坚，优势的基因近亲繁殖，只能变成怪物。”上海一所知名高校的老师这样对记者说。
专业“南北鼎立”绝不相互送研究生
顾海兵认为，由于中国高校严重的近亲繁殖程度，其学术性、创新性、创造性低下就是极其自然的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也认为，学术研究的“近亲繁殖”是造成中国最近十几年来，学术创新缺乏重大成果的主因。
马天亮的硕士毕业论文题目是导师确定的，实际上，他对导师定的题目兴趣并不大，但从读研开始，导师就确定了他的研究方向。马天亮后来才知道，自己的研究课题也是导师在做的一个大课题的子课题，而导师带的几个博士、硕士生的研究课题也基本上都在导师的大课题范围内。“导师有导师的想法，我们有我们的观点，但我们只能在导师的框框下进行研究。”马天亮说。
马天亮所在的专业和北京一所著名高校的同专业“南北鼎立”，两家的观点也各成一派，虽然表面上都很客气，但实际上暗中较劲，互不买账。
马天亮告诉记者，他听师兄说，两个专业的学生十几年来从没交流过，“我们系的本科生，除非换专业，只考本系，不可能去考北京那所学校，硕士生考博士也是如此”。
朱清时教授指出，自然界中的“物竞天择”保证了基因的多样性，使生物得到进化。而科学领域中思想和方法的多样性同样也保证了科学的不断创新。
“如果一个团队都是师生关系，老师的话你能不听吗？”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用一句玩笑阐述了近亲繁殖的危害性。
尖子生留校成了难以摆脱的惯性
朱清时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思想与“尖子生”选择余地小是造成高校近亲繁殖的主要原因。
因为从导师的角度讲，把弟子留在跟前，办起事来更方便，有利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从学生的角度来说，留在导师身边，凡事都有人“照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博士后李隼则认为，改革开放初期，存在着人才匮乏的窘境，国内有科研人才培养实力的机构不多，科研梯队的建设还是主要依靠自己培养，自己消化，近亲繁殖不啻是一条高效的人才生产流水线。因此其在当时是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
但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这种合理性所依赖的社会历史条件渐渐地消解了，当下高校近亲繁殖状况更多地由社会心理和人事制度因素造成。
“人事部门和负责引进人才的领导也是中国人情关系社会的一分子，在师生之情、校友之谊面前，或出于关怀，或碍于面子，有什么选择，比留自己的毕业生更省事、更自然？”
顾海兵认为，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根本原因在于目前中国大陆的不少高校还是一个行政化的大学，行政化大学的层层领导是以追求自己的小圈子利益为目的，而不是以追求学术为目的。
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教授都希望用自己的人，扩大自己的地位影响，因此会出现“近亲繁殖”。
在很多校长，尤其是名牌大学的校长看来，“尖子生留校”实在是无奈之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说，因为中国不像美国，没有一批水平相当的、最优秀的高校，“因此我们的博士后、博士毕业后，留在国内高校选择余地很小”。
不过，顾海兵对此观点有不同意见，他认为，一流学校，不等于所有专业、所有学生都是一流的，因此让自己的毕业生留校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很难说比聘请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任教对本校的学术创新贡献更大。
记者也了解到，一般高校的硕士、博士毕业生很难到一些名校任教，又不甘心到同等水平高校任教，最后还是留在自己的学校了。
硕士生、博士生招生导师多倾向于要本校学生
在中国的大学里，“考研”、“考博”以及“本硕连读”、“硕博连读”也是高校师资近亲繁殖的重要原因。
记者拿到一份2005年的数据，天津某名校物理学院光学专业，12个人报考本校，考上9个，考取比例为75％；3个报考外校，考上1个，考取比例为33％。武汉某名校新闻专业，23个报考本校，3个没考上，考取比例为87％；16个报考外校，考上3个，考取比例不到20％。
“对于外校，特别是一些不出名的地方院校的考生，名校或多或少会有些偏见。导师都倾向于要本校或本地的学生，考研中的这种近亲繁殖的现象，是研究生招生中公开的秘密。”上海某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李奇（化名）说，他毕业于贵州一所普通高校，考了两次才考上这所名牌高校的硕士研究生，“第一次就是在复试时被淘汰的，以前从来没和这所学校的老师见过面，复试要淘汰也肯定淘汰我们这些外校的”。
高校的近亲繁殖现象非常普遍，很多高校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试图改变这种弊端。
早在几年前，华东师大就规定每年招收的毕业生中，本校毕业生不能超过50％。2003年，北京大学提出了教师人事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原则上不直接从本院系应届毕业生中招聘新教员。2005年，中国农业大学面向社会举行过人才招聘会，拿出近1亿元资金“诚招”天下英才。在前来应聘的1300余人中，有近百人是海外归国人员，超过2／3是外校毕业生。而四川省教育厅日前确定的“十一五”期间高校教师队伍建设的主要目标就强调，要严格控制教师的近亲繁殖，普通高等本科学校，具有校外教育经历的教师要达到教师总数的70％以上，其他高等学校具有校外教育经历的教师要达到教师总数的8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