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美国中等收入雇员的生活水平是否下降，或仅得到了适度增长的争论由来已久。他们最多只能在美国国民收入的增长中分得很小一部分，不仅在布什(George W.?Bush)总统的任期内如此，在过去40年都是这样。

　　2月10日，我对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的一份报告进行了 归纳。这位有重大影响力的美国权威总结称，普通公民受到的压力，来自10%最高收入者的总收入在国民收入比例中的大幅增长。我不愿质疑戈登教授的数字；但即便是最出色的计量学研究，都不可避免地是在研究过去。我们当然也应该探讨未来可能发生什么。

　　看待全球化的最佳方法是，世界的一大部分开始像一个经济体一样运转。即便是在像美国这样一个大型经济中，也会存在一些法律、制度和心理层面的移动障碍。但在这些差异后面，每种工作的工资以及资本回报率，有一种平均化的趋势——一个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230年前提出的假设。

　　我的同事理查德?汤姆金斯(Richard Tomkins)在周六的英国《金融时报》上提到，哈佛大学(Harvard)著名劳动力经济学家理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曾对这一前景有过一项出色的分析。弗里曼教授估计，中国、印度以及前苏联集团加入世界经济，导致全球经济的劳工人数到2000年时增加了一倍，达到30亿人。结果是，资本/劳动力比率下降至原本数值的60%。此外，新加入的劳工迅速提高技术能力，而同类工种的工资却远低于西方国家。可以看到，结果是一些德国工人已接受削减工资，以劝阻雇主不要向东亚或中、东欧的前社会主义邻国迁移。

　　对于西方国家的工人而言，前景并非一片黑暗。最终，新兴国家的剩余劳动力将用尽，争夺工人的竞赛将推动工资上涨，而富裕国家面对的问题是，“何时会发生这种情况？”用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进行对比，关于实际工资在19世纪上半叶出现上升或下降，仍然存有争议。无论如何，主要的工资增长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尽管偶尔发生经济衰退，但劳动力相对于资本变得稀有。弗里曼教授估计，中国的工资在90年代增加了一倍，按照这种速度，大约30年后将接近西方的水平。对于新兴国家整体而言，这个过程可能需要40年到50年。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的许多工种都会受到工资下降的压力。

　　在全球化增加财富之际，自然应当有一种方式，将增加的部分财富转移至西方国家的工人那里，否则他们就会“吃亏”。困难之一是，如何做到这一点而又不杀死生金蛋的鹅，即在那些试图进行上述转移的西方国家阻止投资或创新。

　　以上只是一张粗略的所有草图，包含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全球政治及商业机构的回应是，敦促西方国家公民获得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技能，以使他们始终比亚洲竞争者领先一步。因此，我们将总是在工作和学习，很少有时间享受劳动果实。

　　某些经济学家的一个更为现实的回答是，对他们称为固定的生产资料征税，这些生产资料很难迁移到其它地方。但问题是不容易找到这些固定生产资料。即便最耐用的资本设备也会磨损。免受全球竞争的职业种类正在急剧减少，就像我们看到的，大量医生、护士以及信息技术工人涌入西方，提供他们的服务，或在自己的国家承担外包工作。

　　只有一种生产资料是真正不可移动的，而且可以在不打击企业积极性的情况下对其征税，那就是土地。我并不是说商业或住宅楼房，它们通常被放在一起，作为资本与土地对待。我是指纯粹的空地，好地段的空地非常少，其回报越来越高。长期以来，其它方面不很左翼的市场经济学家们钟爱地产税，但它从未被商人、政治家或律师真正理解。现在所需要的是，把讨论焦点从地方政府融资，转向逐渐利用土地税，使西方国家工人们可以保护他们的生活水准，并在可能的情况下，把单一的全球经济所获得的部分好处，转移到他们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