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刻，他像是着了魔”

　　赤膊，短裤，拖鞋，他坐在一根带铁钩的镢头上。

　　8月8日，河南省南阳市新野县有户李村，下午2点多，酷热。

　　村民李培敬家门前，河岸边树阴下，几个年轻妇女聚在一起吆喝着要打牌，几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坐拢乘 凉聊天。

　　暑假回乡的江西中医学院22岁大学生李征独坐人群之外。赤膊，短裤，拖鞋，他坐在一根带铁钩的镢头上。终于有妇女发现了他，问，拿镢头干嘛？他闷声回答：锄地去。

　　目击妇女回忆，大约3点左右，身高1米8的李征，猛地站起来一个箭步冲到李培敬家门口，抡起镢头，向李培敬五十多岁的妻子朱焕敏头部砸去。

　　屋内的女儿李瑞，听到母亲惨叫声出来看，被飞来的镢头劈头盖脸打中，怀中1岁女儿头部也遭到致命一击。

　　67岁的农机站退休职工李培珍老头大喊了一声：“你这娃怎恁狠？”镢头也应声而落。

　　“那一刻，李征像是着了魔。”目击妇女说。

　　年轻妇女们回过神来，夺路而逃。64岁的李天明和李成心两老汉跑不动，一声没吭，被突如其来的镢头击倒。

　　然后，有人听到了59岁偏瘫的李玉狗在惨叫：“杀人！救命！”

　　目击村民回忆，李征手中的镢头被赶来的父亲夺下，他跟着父亲回了家，随后又有人见他向屋后玉米地方向而去。

　　这时最后受到伤害的第8人，是被砸中头部的李征的二伯，他后来向警察如此描述那危险一刻——“我在门口晒花生，见他从我家门前走过，跟他打了声招呼，说去哪里走亲戚啊？他二话没说，捡起砖头就砸我。”

　　案发后，南阳市、新野县公安局调动几百名警力紧急抓捕李征。协查通告贴满了他可能经过之地。10日凌晨2点左右，南阳邓州市魏集，距离事发地约30多里处，警察发现了他，他蹲在近两米高的玉米地，手持一根生玉米棒子，身上没有带钱。

　　仅因一袋麦子？

　　“警察问为什么砸别人房子，李征说我偷了他们家一袋麦子。”

　　死亡的7人中，除去李培敬家的三口人，包括妻子、女儿、小外孙女，在外人看来与李征家有些小恩怨外，其他4位遇害者和李征及其家人并无任何过节。

　　时隔两个多月，退休工人李培珍的妻子王改英仍无法理解李征为何滥杀无辜，“我们很久没见过这个娃了，也没说过话，哪来的仇？”李玉狗的妻子对这飞来横祸同样满腹狐疑，“我们和李征家也没任何矛盾。”而李天明和李成心两老汉的家人说，“李征这娃一直在读书，很少跟村里人说话，可能都不认识我们家老头。”

　　李征的二伯是受袭8人中惟一的幸存者。有受害者认为，这足以证明李征杀人时脑子清楚，“他还认识亲戚，没下狠手。”可是在医院苏醒过来的李征二伯回忆，“当时要不是我躲，估计也被砸死了。”

　　在众多村民看来，李培敬和李征家的恩怨之小，根本不足以引发血案——2004年夏季麦收，李征家的小麦收割之后，由于自家没有车辆，就请有车的前院邻居李培敬夜晚帮忙将一车麦子运回家，李征的母亲当时在车后跟着，回家后发现少了一袋麦子。一袋麦子大概100多斤，价值60多元，当时李征家并未作声。

　　令李培敬万分恼火的是，2005年8月，李征放暑假回家，竟然两次用七八斤重的石头砸自己家的后檐顶。第一次砸李培敬并未发现，5天后一个凌晨再砸时李培敬当场抓获李征，“石头砸破屋顶两个大洞，底下正对着床，差点没砸到人。”李培敬说。

　　村治保主任调解后，李培敬还不依不饶，背上七八斤重的石头又到新野县派出所报案，派出所来人将李征带走审问。最后行政拘留三天。

　　“警察问为什么砸别人房子，李征说我偷了他们家一袋麦子。”李培敬至今对此气愤不已，“本来我还想去南阳市公安局告，当时李征马上要开学，就没去。”

　　在村民们看来，此事发生后，李培敬家和李征家就结了梁子，互相不说话了。“李征的父亲，内向老实，不会处理关系，李征像他爸。李母很聪明，去世前还帮着李培敬家做点针线活，两家关系不错。”李玉狗的老婆说，“李培敬脾气很犟，可不好惹。为了砸房子那事，把娃送到派出所去关了几天，娃是个读书人，怕丢脸面，心里肯定有气。村民们也私下议论不该把娃弄到派出所。”

　　“在这个村里，弟兄少，势单力薄，就会受到欺负。”李征的高中同学李占海分析，“村里出了矛盾，没人来协调解决，小事容易闹成大事。”

　　“他精神可能出问题了”？

　　李玉星根本不信儿子会杀那么多人，“除非他精神出了问题”。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李玉星根本不信儿子会杀那么多人，“除非他精神出了问题”。

　　李玉星联想到自己姐姐家的儿子，患有精神病，去年把同是精神病人的母亲杀了。

　　李玉星回忆，出事那天和前两天，儿子心情不好。

　　“他整日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出去，我都没说他什么，他却瞪着眼对我说，你说我干嘛。他的嘴巴好像在动，听不清楚说什么，一个人在那生闷气。”

　　暑假回家后，李征仅有一次出门是去姐姐家，吃饭时姐姐的婆婆蒸了两条鱼，“李征用筷子夹了一条，没夹住，鱼眼看要掉了，一般人自然会用手扶或接一下，他竟然照样往嘴里送，鱼掉到了地上。”事发后，婆婆反复想起这个细节，总觉得李征神情恍惚的样子与以前大不相同。

　　表哥在案发后也想起了李征的异常。

　　这次暑假，为了挣下学期学费，李征没有直接回家，而是选择了打工。他先到郑州找了5天工作，没找着。7月21日又坐火车赶到广州，在表哥所在的东莞黄江镇一个工厂干上了“包装床上用品四件套”的活。

　　表哥回忆说，李征一来脾气就很暴躁，“本来想让他和一个工友搭档干轻松一点，结果第三天，工友只嫌他动作慢点，他就要打人家，我劝他，也差点被打。”

　　表哥只好给他找了一个人能干的活，“他边干边摔东西，心神不宁，焦虑不安，有时候还自言自语。”

　　表哥发现他的性格完全变了，从不提学校和家里的事，“过去他和我无话不谈”。

　　同宿舍的工友也发现李征行为古怪，“他每天晚上睡不着觉，10点下班冲完凉就跑到顶楼5楼上站着。一站站到夜里两三点，被工厂保安叫下来几次。”

　　在广州捱到第10天，李征把行李背在身上半天，说什么也要马上出发回家。表哥觉得匪夷所思——只要再等半小时有人上班，他就能提取350元工钱，“但他说一分钟也等不了了”。

　　此后李征没再和表哥联系。“我一直觉得他是把自己当大学生，没吃过苦，嫌民工活累，没往其他方面想，等案子一出，才意识到，他精神可能出问题了。”表哥说。

　　“他上大学后好像变了”

　　惟一的朋友猜测，让李征改变的可能有两件事：他妈妈去世了，他家里经济基础不行。

　　始终在人们注意力之外的李征，安静，内向，从不惹事生非，谁也没想到，他会成为杀人案的主角。

　　“我不敢相信李征杀了人。”同村的李占海，在村民们眼里是李征惟一的朋友，“他从不跟别人吵架，也不打架。”

　　李占海和李征是高三复读班同学，“第一年高考，李征上了专科线，但没去上，他想读本科。”

　　2003年，李征在高复班级开始时成绩一般，“他很用功，就那一年，李征的进步比我们俩都大，挺羡慕他。”同学宋坤说，“李征家境穷，他知道，上大学是他惟一的出路。”

　　为了开小灶学习，李征和李占海、宋坤一起在学校附近合租了一个房子。他们一般是早上5点起床去上课，中午休息一会，下午继续上课，晚上在学校上完自习，再回到出租房里开台灯学习到11点左右睡觉。

　　李占海印象比较深的是李征对自己要求颇高，“比如考试时遇到本来会做的题，时间不够没做出来，他考完就会埋怨自己，自己跟自己生闷气。”

　　“复读时心理压力肯定大，不过李征很少表露。”宋坤说，“他心理素质还好些，倒是李占海，高考前紧张坏了，去打了好几次点滴。李征只打了一次。”

　　宋坤说，那几年本地农村学生高考前都流行打点滴，打消炎或者镇静的药，比如青霉素。“都说能在考前把身上的炎症消除，其实是心理安慰。”

　　在李占海眼里，高中时代的李征，诚实、认真、值得信任，善良，温和，隐忍，不斤斤计较。宋坤也赞同这个评价，“用他的东西，也不会介意，不是那种报复心很强的人，有事忍一忍就过去了。”

　　在高三复读班近90个学生中，班主任李老师刚开始竟想不起来有这个学生，直到警察拿出李征的照片。李老师只对李征的一件事情印象很深刻，“高三排位置，谁都不想坐后面差生边上，但他主动要求过去坐，挺懂事的。”

　　案发后，所有李征身边的人几乎都想起了李征后来的改变。“他上大学后好像变了，脾气变坏了，往邻居屋顶扔石头，以前他应该做不出。”李占海说。

　　李占海猜测，让李征改变的可能有两件事，一是，“大一下半学期，2005年3月，他妈妈48岁脑溢血去世，像天塌了一样。”另一个巨大压力是，他家里经济基础不行，“他们家劳动力主要是他妈妈，他爸有点驼背，身体不好，不能干活。他妈妈只能靠种玉米、小麦、花生等七八亩地挣钱，年收入几千到万把，遇上旱涝就更不能保证。”李占海说，“这还不够他一年学费加生活费。”

　　同在南昌上大学，李征常来找不同校的宋坤玩，“有一次放假，我们呆在一起3天，去学校附近的小市场逛，李征很节约，买衣服一般花二三十块左右。”

　　宋坤慢慢感觉李征在大学里似乎并不是很如意。“刚上大学时，李征对一切都感到新鲜，对将来毕业出来当医生充满了憧憬。”宋坤说，“后来听他发过一次感叹，‘社会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

　　宋坤在QQ上知道了李征妈妈去世的消息。大二开始，也就是2005年8月之后，李征几乎不再和李占海和宋坤联系了。

　　他最害怕的事

　　“要告到南阳去，一直告到李征学上不了。”这句威胁话，是否让二十出头的李征的大学生活从此陷入梦魇？

　　在医学院的同学眼中，李征的变化同样发生在2005年8月以后。

　　“他很少来我们这玩了。”而大一时，李征的同学们并未发现他有何不同，他爱去隔壁寝室打牌或看电视，

　　“如果有人进来，他也不理你，只管自己看书。他挺用功的，我总看见他在背英语单词，为了过四级。”

　　李征平常不怎么运动，体育课上偶尔踢足球，“他不怎么会踢，但用劲很大，总是一个人带球，不传给别人，我们就让他守门，守门不需要合作。”

　　“他这么沉默压抑的人，心理问题积累多了，就成了火药桶。”后来有同学猜测。“有时候在QQ上遇到陌生人就开骂来发泄。”有同学还发现，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生闷气掰铅笔，“竟然把铅笔掰断了”。

　　学校有心理咨询中心，但谁也没想到建议李征去。相反，越来越多的同学开始认为，李征不好相处，人际关系差。

　　一个李征从不去的寝室的两位同学，认为李征古怪得令人害怕。“当时我在寝室，李征突然闯进来，大声呵斥我，说我两天前在背后说他坏话。其实我什么也没说，最多就是无意中提到了他的名字。”这位同学说，“他好像总觉得别人看不起他。”

　　案发后，李征隔壁寝室的一个同学突然联想起，放暑假前一天，有同学说，“李征好像有点不对劲，他总是很烦，经常晚上睡不着觉，问他怎么回事，他也不说，当时大家都没在意。”

　　在李征姐姐回忆中，他的改变同样开始于2005年8月。

　　2005年8月发生了砸房子事件。

　　“他喝了点酒就把人家的房子砸破了。我们把房子修好后，李培敬不依，非要告派出所。李征被关了3天，放回来怕李培敬还不肯依，就到我们家躲了4天，再去了学校。”姐姐说。

　　姐姐回忆，李征从2006年初，大二放寒假回来后，就开始把自己关在家里，好像见不得人似的。到大二结束后事发的这个暑假，甚至到了足不出户的地步。

　　“他一直在害怕派出所的记录如果到了自己的档案中去，是个污点，以后找不到工作，他也很担心学校会知道此事。”

　　在李征姐姐眼里，这是李征最看重的事情，而据她所知，李培敬确实曾对人扬言“要告到南阳去，一直告到李征学上不了”。

　　这句威胁话，是否让20出头的李征的大学生活从此陷入梦魇？

　　李玉星在新野县公安局协助调查期间，在监室里曾听到狱友谈论儿子——警察审讯李征时，他说：“放暑假后，班主任跟我说，你下学期不要来了，有个人一直在告你，学校开除你了。”

　　而李培敬则对记者强调——“学校肯定不知道李征被派出所拘留过，我没去告。”

　　本报记者问同学们是否知道李征去年曾被抓进派出所一事，同学们一片茫然，“没听说过”。

　　“李征其实是个好人，他杀人后，我还梦见他回学校了。我问他，你怎么回来了？他说，我没什么事。”一个同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