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水价还不能体现出水资源的商品价值,以及水资源的紧缺程度。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是把水服务的福利性向商品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价格的上涨。
在水服务从福利向商品转变的趋势下,污水处理的广阔市场和水价上涨的巨大空间形成了一块利润丰厚的“蛋糕”。
在这块利益“蛋糕”的切分中,一些地方政府似乎对外资格外厚爱。
在利益的纠缠中,外资开始在华“攻城略地”、构建“水务帝国”,逐渐形成行业战略优势。
地方政府盘活资产,增加财政收入的价值取向使水务发包过程云遮雾罩。但云消雾散后谁将为无法操控的水价买单呢?
苏伊士样本:外资在华构建“水务帝国”路线图
一线调查
本报记者叶文添常熟报道张元看上去一脸倦意。
“我们从今年春节后就一直在忙着一件事:制定公司的财务报表和经营预算,为法国苏伊士集团的入主做准备。周六日有时也休息不了。”
9月15日,常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这位常熟自来水公司的老职工还略显“惶恐”:“老外进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常熟自来水公司已经成为苏伊士集团——这个世界最大水务公司在中国的第15个猎物。
来自国家建设部的消息称,“十一五”期间中国水务市场的投资规模将达到一万亿元人民币,回报率目前已经超过20%。
但这块巨大的蛋糕正被外资悄然分食。
曲线收购
这是一次低调的收购。
9月初,一条不足100字的小消息称,常熟市准备将水务市场以10亿美元的价格全部卖给法国苏伊士集团,使用期限是30年。
“外面的消息并不确切。”常熟市自来水公司办公室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说,“目前我们还处在谈判的初级阶段,只有个大概的方向,甚至连意向书都没有签。”
对于外界所传的10亿美元收购价格,这位负责人进行了驳斥,“目前谈的是6亿元,而且是人民币,我们目前准备将49%的股权出售,剩下的股权留给自己,我们会控股的。”
对于出售股权原因,该负责人说:“主要是为了引进资金和技术,加快常熟水务市场的发展。常熟自来水供水系统老化严重。”
“卖掉的原因主要是污水处理成本居高不下,现在一吨自来水供应成本七八毛钱,污水处理成本1块钱左右,投资与收益的差额太大了。这一点让常熟自来水公司有些不堪重负,虽然表面风光,但里面已经空了,日子过得紧巴巴。”张元对记者说。
洋巨头主动找上门来。
深谙中国的苏伊士集团此次的收购也仍旧是“暗度陈仓”,用其下属的合资子公司——中法水务来完成此次扩张,而自己则不动声色地隐藏在背后。
苏伊士集团在给记者发的一份邮件中称“这份为期30年的全方位的服务合约的第一年营业额为3000万欧元,整个合约期的总价值为10亿欧元。该合约将于2006年年底正式生效。”
苏伊士集团将负责常熟市生活用水的生产、输送以及客户服务。作为合约的一部分,苏伊士集团将向该市转让包括水务资产管理、利润最优化在内的专业知识。
“开始的时候有几家国内的企业也来常熟谈判,但是苏伊士集团财大气粗,一上来便报出6亿元的买价,吓跑了其他的竞争对手。但行家都知道常熟自来水公司一半的股权根本值不了那么多钱。”上述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苏伊士集团在招标书上给常熟市政府写了关于收购的建议,希望政府可以给他们一个比较合适的水价。”而同时有消息称,常熟的污水处理费也将会提高,明年常熟可能会出台相应政策。
苏伊士的算盘
“现在说是49%股权卖给苏伊士,但还有半年多的时间谈判,可能会有变动,到时候让苏伊士集团控股也是可能的。”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说。
对中国市场,苏伊士集团有着自己的算盘。
常熟位于长三角的黄金地带,其富裕的生活水平与低水价存在的落差提供了水价上涨的空间。常熟的城市居民水价收费目前仅为2.4元/立方米,低于经济发达城市水平,如北京目前是2.9元/立方米。
此外,污水处理的价格也将为苏伊士集团提供巨大回报。以现在的污水处理成本来算,要使企业保本微利,每立方米的污水处理费应该在1.5元左右,但是目前江苏省的污水平均处理费才0.4元,苏南地区也不过是0.5元,而污水处理费和污水处理率是成正比的。因此要提高污水处理率,那就必须提高污水处理费,苏伊士集团心如明镜。
在苏伊士集团看来,此刻正是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的良机。目前,中国自来水过于便宜的价格让其作为稀缺资源的价值没有体现出来。法国城市供水价格折合人民币为21元/立方米;水资源丰富的加拿大,供水价格折合人民币5元/立方米,这个价位约为中国发达城市的一倍左右。
知情人士透露,苏伊士集团的计划是,获得常熟业务30年的经营权,达到每年8%~10%的收益;同时,透过常熟水务这一平台,向长三角市场拓展,常熟上属的苏州市拥有上万家制造业工厂,一旦打开这一市场,苏伊士集团将会在常熟地区获得比上海更为丰厚的回报。
收购路线图
2006年7月1日,常熟市自来水公司宣布上调水价,居民生活用水由原来的2.05元/立方米上调为2.40元/立方米,有人把它看成外资进入前水价上涨的预热。苏伊士集团称,“我们已同市府有关部门商议了在经济状况稳定的情况下,适当调整水费。”但“在我们其他的特许合约中,我们都没有直接参与水价上调的决策,这个是由政府决定的。”
在进军中国的战略安排上,常熟只是苏伊士集团中国计划的“一小步”。截至目前,苏伊士集团已在上海、重庆、青岛等14个城市建立起18家合作公司,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2.72亿美元,日供水能力达391万立方米,供水人口逾千万。
从2004年开始,苏伊士集团一路“攻城略地”——与青岛合资建立的中法海润供水有限公司,日供水能力为54.3万立方米,占青岛供水总量的90%;接着,苏伊士集团又投资数亿美元在上海化学工业区成立了污水处理等业务的合资企业;不久,其属下的中法水务又在三亚成立了合资公司,向市民提供饮用水;在重庆成立的中法供水有限公司则是中法水务在中国的首个全方位供水项目,供水人口近100万。至此,苏伊士集团完成了在中国的全面布局。
苏伊士集团、泰晤士水务、威立雅集团、柏林水务等世界四大水务集团先后染指中国。至此,外资在中国的水务市场上形成了一股合围的趋势。
“这样下去,水务市场将被外资所控制,是很危险的。”苏州大学商学院教授孙永正对此非常担忧。
菲律宾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1998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将原来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公司与外资合资,合资后,居民平均水费比合资前高出76%。这些外资公司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借口绕过政府监管部门,私自修改合同,单方面提高水价,引起骚乱,菲政府不得不在2002年12月花巨额代价收回股权,终止合资。同样的事例在加拿大、南美一些国家也曾出现过。
2002年3月,原国家计委在公布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中,将原禁止外商投资的供排水城市管网首次对外资开放。此举意味着外资拥有了向用户最终零售水的权力。
“外资进入中国水务,一旦管网、基建设施建设完成,便不能更改,外资对污水处理市场将保持着绝对的垄断,城市水安全令人担忧。”孙永正说。
内资:体制性障碍拦路
透视
“实际上,政府利益的流失在这一领域非常严重,建设部为此也深感头痛。”一位接近建设部的人士透露。
本报记者索寒雪北京报道清华同方水务公司总工程师张发鹏经常带着投标书辗转各地,希望能够获得当地政府的青睐,得到污水处理厂建造和运营的机会。
但他却很少有机会能够与国外同行“同场竞技”,因为即便是“清华同方”这样国内知名的企业,也只能接些国外企业看不上的“尾单”——中小型污水处理厂。
内资疲软
“外资进入中国水务市场的案例已经很多了。”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秦虹告诉记者。秦曾经多次参与制定水务改革的决策。“现在已经很难说,水务行内的外资多还是内资多。”
根据相关规定,到2010年,全国各省市的城市污水处理率要达到70%,为保证其正常运行,水务行内将推行产业化和市场化机制。全国将新建污水处理厂1000多座。
“盘子就这么大,外资多了,内资就少了。”张发鹏的回答有些无奈。在内外资的角力中,“外资在水务项目竞标中显然更有优势”。“很明显,外资企业大都是具有几十年、甚至近百年历史的大型水务集团,在资金、技术上都占有明显的优势。”
相比之下,首创和清华同方两家企业的历史相加也不过二十几年。
政府相关部门对这种情况“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几乎每隔半个月,北京就会有一个水行业的小型沙龙,涉及的四个政府机构——发改委、建设部、水利部、环保总局的相关人员和有关专家以及首创、清华同方的代表聚集在清华大学,探讨水务市场出现的新问题。
每次沙龙活动前,组办者都要向与会人员保证,会议不会对新闻界公开,于是政府官员们才放心倾听内资企业在水务市场中遭遇的“疾苦”。
利益之外
让政府官员们担心的不止是水务市场内外资利益的纷争,对于外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可靠性”也让他们举棋不定。
2005年吉化爆炸案过后,在受污染影响严重的哈尔滨,清华同方建设运营的污水处理厂一连几个月没有拿到政府承诺的运营费,但是,污水处理厂依旧能继续工作。
此前,按照双方制定的合同,哈尔滨市政府每个月都要向清华同方支付600万元的污水处理费,可是刚经历松花江污染“浩劫”的哈尔滨政府,财政上已经捉襟见肘。
“政府虽然在运营资金给付上出现了问题,我们也不可能采取极端措施停运污水处理厂。”张发鹏说。
但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外资身上就很难预测了。2005年香港汇津公司与长春市排水公司合作经营长春北郊污水处理厂,此后,双方发生合同争议,汇津公司于2005年2月26日起全面停运,39万吨/日污水被直接排入松花江,造成松花江污染,该事件轰动一时。
贪大求洋之祸
如果同外资竞争起来,内资还存在不少障碍。“大型项目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但是国内银行对内资企业没有太多支持。”张发鹏说。同时,“水务设施涉及的资金量很大,而对于外资投资额度尚未有数额上的限制。”在最新一届的国际水务大会上,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张悦披露,“某些地方政府在修建污水处理设施时,存在‘贪大求洋’的问题。”
近日,徐州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BOT项目开始正式对外招商,这项仅为16.8万人、1000余家企业提供污水处理的中小型项目,在招标中提出了苛刻的要求。记者在招标书中看到,该项目要求投标人“资产总额应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净资产应不少于3000万元人民币。”
“这已经把一大批民企拦在门外,但这点注册资金对外资来讲却是‘小意思’。”一业内人士说,一些重要城市的中型污水处理厂,特许经营费动辄数亿元。
此外,地方政府对外资尤为厚爱,记者在“温州市中心片污水处理厂招标书”中看到一则针对外国投资者的特别条款:“外国投资者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其再投资部分所缴纳的所得税,除按国家规定报经税务机关批准退还40%以外,地方所得税部分由地方财政再返还30%。”
“不少进入该行业的民企,正计划去国外注册公司!”知情人士透露,这被业内称为“曲线救国”。
据悉,目前外资进入水务采取的是“BOT”的模式,即政府和企业达成协议,允许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建设某一基础设施,经营该设施,并在水价中得到回报。在协议期限过后,该基础设施将归政府所有。这个协议期限通常是20年。
“让建设部恼火的是,这项政策落实到地方,已经严重变形。一些地方政府最大限度地延长协议期限,最高达到80年。还有一些地方政府存在暗箱操作低价变卖国有资产的情况。”一位业内人士透露,“这实际上是在变卖国家利益。”
访谈
最终买单的是消费者
访清华大学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
《中国经营报》:外资进入当地的水务行业后,都不约而同地叫涨当地水价,这种涨价是否有依据?
傅涛: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中国一直把水当做一种福利,收水费只是象征性地征收。但我们看到,目前中国的水价还不能体现出水资源的商品价值,以及水资源的紧缺程度。政府政策的总体方向是把水服务的福利性向商品性转变。这种转变必然带来价格的上涨。
《中国经营报》:外资进入当地水务市场的同时,也会出资向政府购买水业资产,这部分花费是否会转嫁到老百姓的身上,这是否合理?
傅涛:不少外资在进入水务市场的同时,一般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不同程度地购买了当地的水业资产。作为一个企业来讲,这部分成本同样是需要收回的,一些地方政府会通过提高水价来帮助企业收回这部分成本。所以,这相当于政府借外资之手,以提高水价的模式,将资产存量变成现金,增加财政收入。
我个人认为,资产盘活的尺度需要控制,如果这种资产盘活总量过大,必然增加公众的支付压力,或者增加了政府以后偿债的压力,这并不是合理的、健康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营报》:近几年,全国水价已超过10%的速度向前“推进”,水行业是一个垄断行业,政府如何加强对这一领域的监管,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傅涛:垄断行业的特点是不能通过简单的产品竞争实现合理的价格,因此对垄断行业需要科学的监管使其收益透明而合理。每次水价叫涨,外界都无法清晰判断其成本与收益的合理性,因此建立公开、透明的管理模式非常重要。目前建设部正在委托清华大学制定水行业的《绩效评价体系》,通过这一体系,来确定水务公司的运营成本,从而科学确定水价。在价格调整的同时,政府需要一个对低收入者的保障政策,弥补水价上涨对他们的经济影响。本报记者索寒雪采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