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
●把冰冷的数字化作一个个温暖的名字，缅怀那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抢救性寻访幸存者，预期将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名单扩大到1万人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是谁？也许对不少人
来说，他们是停留在教科书上的冷冰冰的数字，是一个模糊的群体概念。而对那些亲历灾难的幸存者来说，他们是被鬼子打出肠子的母亲，是咬了鬼子一口的3岁弟弟，是因反抗被砍头的隔壁四奶奶的干女婿，是前面30米远背着一担东西的一个妇女，甚或是一个要饭的——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字。不管这名字是否响亮。
把冰冷的数字化作一个个温暖的名字，然后缅怀他们。纪念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的犹太人，人们用5天时间念出了10.2万个名字。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而在中国，灾难中失去生命的普通人，常常被忽略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上面刻了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这和一般认为的大屠杀遇难30万人的数字，相差太大。
正在进行的纪念馆的扩建工程中包含着寻访遇难同胞名单的工作，研究者认为这是一种补救，他们预期的，是有名有姓的遇难者名单扩大到1万人。
这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因为，见证者们正在不断地老去，离去。
1343个名字
通过对1038位健在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1343人，不知名死者6018人，总死亡人数7361人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是谁？
对于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研究生石维军和他的几个同学，这个问题在三个月前仅仅是一个数字，来源于教科书的30万，而现在，成为了一个个有名有姓的人，一个个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走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
2006年7月1日至8月19日，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二年级的12名研究生走遍了南京市城郊的江宁区270多个行政村进行“地毯式”调查，对南京大屠杀期间江宁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进行了全面的了解，通过对1038位健在的幸存者和目击者的访谈，他们调查出江宁地区有确切姓名的死亡人员1343名，不知名死者6018人，总死亡人数7361人。此次调查的指导老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说，“由于农村人口流动性很低，这个调查数字和真实死亡数据之间相差不会太大”。
此次调查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找到了1343名遇难者的名字。1343是什么概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有一面“哭墙”，上面刻了3000多个遇难者的名字。张连红说，根据现有的档案，“大约能找到5000-6000个遇难者的名字”。纪念馆正在进行扩建，其中一项工作便是寻访遇难者的名单，研究南京大屠杀20多年的学者孙宅巍说，“如果我们能把名单扩大到1万人，就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这是一件抢救性的工作。孙宅巍说，“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名字记不得了”
“老人都不记得，没有办法了”。这是最让学生们困扰的地方。张增祥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个名字
“奶奶，给我们讲讲那时候的事吧！”访谈往往以这样的问话开场，唤起了老人们尘封已久的记忆。
1937年12月4日起，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第九、十一、十三、十六师团循沪宁铁路、公路和长江围攻南京。江宁区(当时是江宁县)是南京市13个区县中面积最大的，从东、南、西三面把南京城区包围起来，是日军进攻南京的必经之地，也是日军暴行的重灾区。12月13日南京城破之前，屠杀已经在这里展开。
今年76岁的王国华老人亲眼看到了自己家人的被杀，当张增祥和杜宏争同学到他所住的锁石村调查时，他一下子激动起来，杜宏争回忆：“他很激动地说，日本鬼子啊，你们找我了解是最好的了”。
“当时我们一家六口人都躲在山洞里面，被发现了，叭的一声，鬼子就把我母亲打死了，肠子都出来了。我父亲王洪兵也被鬼子的子弹打中了背心，过了几年就死了，死的时候还带着子弹。我四岁的弟弟胳膊也被子弹打中了，后来胳膊外面好了，里面开始往外烂，过了三四个月烂死了”。
杜宏争说，王国华回忆这些往事的时候，“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真的很可怜。现在也孤身一人，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王国华还讲了很多遇难者的名字和故事，“和我母亲一快被打死的还有三个人，耿进喜、刘德生、孙福和，当时都有二十多岁；有一次我的表哥们都躲在山洞里，大表哥出去看看，鬼子已经来了，就让他脱衣服，用刺刀捅在了他的心口上，当场就死了；6个鬼子在大堰根前面的塘里打死了23个人，有金兆坤，30岁；有孙明福的老子，30多岁；有丁良发，50多岁；有衡景山，60岁；有衡景山的儿子，小名叫三袋子，20多岁；有外号市菱眼，30多岁；有小坤，20多岁，还有一个是要饭的，其余的名字记不得了”。
“名字记不得了”常常是最让学生们困扰的地方，而王国华其实是健在的老人中记忆力好又比较健谈的。
张增祥刚到江宁区秣陵镇调查的时候，有一个老人告诉他渡桥大队任家边有十几个人一起被杀掉，他很想把这“十几个人”调查清楚，地图上他没找到渡桥大队，于是第二天他到了邻近的双金大队，“那里的人们也知道这个事，但也不太清楚。然后我们就去到了东南大队，去了才知道，这就是原来的渡桥大队。这是第三天了”。在渡桥，他找到了任家发和张勤义两位老人，他们都知道这件事，可是任家发也不知道遇难者的名字，他只记得“有十几个人躲在地洞里，有小孩哭，鬼子发现了。就叫他们出来，出来一个戳死一个。一共戳死了十七八个，其中有一个小姑娘，才七八岁，被鬼子挑了很远，死了”。张勤义记得比较清楚，他能想起来一个名字，“那是冬月初六(12月9日)早上，其中有一个叫任宝妹，当时二十多岁”。
张增祥努力了三天，只找到了一个名字，但他也无可奈何，“老人都不记得，没有办法了”。
每一个鲜活的生命
“每一个受害的人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原来想到南京大屠杀，印象最深的是30万的数字。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画面”
调查中，对于遇难者常常都只有很简单的信息。
“魏家村有个老头子，叫余大富，住在现在的高速公路边上，他会讲，有口才，在我们这边很有名，他跟鬼子讲道理，鬼子不讲道理，说他坏，就把他杀掉了，是用刀戳死的”；
“钱家增的母亲三十来岁，喊着：‘日本人来了，小姑娘们快跑啊！’就被旁边的日本人一枪打在肚子上，肠子都打出来了，然后就死了”；
“我们村上有个老太，年纪大了，鬼子来的时候没跑反(逃难)，被鬼子用提灯笼的铁钩子从下身扎了进去，姓什么记不得了”；
“这一天逃的路上，我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担东西，就在我前面30米远，被打死了”；
……
可是，在调查的学生们看来，能抓住任何一点点信息都是好的，“哪怕只知道是一个卖豆腐的，高的矮的，瘦的胖的，也能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人了”，苗李华同学说。
访谈中一定要抓住细节，这是张连红在调查前的培训中一再强调的。
“我们今天讲多少万人都是一个概述，但是每一个受害的人都是鲜活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个体。比如说每一个受害者面对加害者的时候，表现是不同的。”张连红说。
这一点，调查中学生们深有体会。“我们听到很多次，那时候一把刺刀就能控制一个村庄，在王后村祠堂，两个鬼子把人关在房子里，一个鬼子把门，一个鬼子在房子里面杀人，用刀一个一个戳死，竟然没有反抗。老人们也说：‘那时候人也傻呀，要是放到现在，我拼了老命也要把他杀了’。”刘运玺同学说。
同时，也有很英勇反抗的，“百合村的庞声淘，是大刀会的，那次跟鬼子开火时，被鬼子用刺刀戳进肚子里，但没戳中要害，他硬撑着，反手一刀把鬼子劈死了”。
同样让他们很感慨的，是大人逃难时对小孩的态度，“小孩会哭，有的父母就把小孩子捂死了。有一个村子，把十几个小孩子都扔到河里淹死了”，刘运玺说，“可是也有人选择不一样，有一个老奶奶要带小孩和邻居一起逃难，邻居不愿意，她宁愿自己一个人带着小孩子逃”。
最让他们感动的是一个当时9岁的小女孩，73岁的老奶奶栾忠英在提到她的姐姐时说：“跑反(逃难)时我母亲刚生了小弟，把他放在了地窖里边，因为是累赘。我当时刚有4岁，好哭，父母就想把我留下，我的姐姐当时有9岁，姐姐舍不得我，就把我带着了，我一辈子就感谢姐姐。过了一礼拜，我的姐姐回到家来看看，找到弟弟的地窖里边，看到弟弟还会动，就用棉花包起来，抱着去找父母。路上被鬼子看到了，让姐姐把弟弟放下来，还用刺刀向包裹戳。鬼子走后，姐姐看看没戳到弟弟，就把他包到父母那边。我的姐姐叫栾红英”。
正是这些调查，听过老人亲口的讲述，学生们对南京大屠杀的认识丰满起来了。调查结束快一个月以后，苗李华在学校里回想这次调查时说，“原来想到南京大屠杀，印象最深的是电视里最后一个镜头，一个30万的数字。现在想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具体的画面。比如一群老百姓在逃跑，面对着逃难的狼狈和背井离乡的凄苦，后面还有日本人在追杀，不时的一个人倒下，再也爬不起来了！”
两个村子的纪念碑
为遇难者立一块碑，记录下他们的名字。“这是国民意识的进步。我在这里看到了个体，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国家。”在立碑的过程中，湖山村三分之一的见证者去世了
调查中，有两个村子的情况很特殊。江宁区汤山镇的湖山村和西岗头村分别在2005年8月15日和2006年4月5日在村公墓旁立了一块纪念碑，刻上了本村死难者的名字，表达对他们的缅怀。
对湖山村的调查，早在2003年就开始了，那年暑假，中国青年报江苏记者站站长戴袁支和南京农业大学部分学生利用对湖山村进行了十分系统的调查，80岁的苏国宝老人一个人就提供了43名遇难者的姓名，后经多次走访全村各户之后，共获得十分准确的64个人的名单。获得名单之后，苏国宝和戴袁支筹划为遇难者立一块碑，记录下他们的名字，教育子孙后代。
时隔近3年，苏国宝说当时的想法是，“我们上岁数了，如果历史不留下来，以后怕是没人做了，他们也不了解。”
湖山村依山傍水，走在乡间，很难想象69年前，村庄旁边的山坡上曾经冲下多具尸体，水塘中曾经漂浮着尸体。早在1937年12月6日，日军便在这里和国民党部队交战，是南京现有区划内沦陷较早的村庄之一。
9月10日，苏国宝指着墓碑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向记者介绍，“我弟弟苏国久3岁，鬼子把他抱在手上，弟弟脾气倔，咬了鬼子一口，鬼子一生气就把他丢到河里淹死了。我当时就呆掉了。王立荣是我隔壁四奶奶的干女婿，看见鬼子杀了我弟弟就上前把鬼子打倒在地，其他鬼子就把他捆起来绑在树上砍头杀死了，脖子就连着一点皮了。鬼子又用刺刀戳死了戴昌遗、陈开荣、戴兴钏、戴大银、戴兴正、戴大钧。戴昌遗的尸体又压在我身上，鬼子以为我们都死了就走去村里烧房子。鬼子走后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跑去告诉父母”。
立碑的筹划准备进行了近两年，2004年4月3日，他们请了江苏省公证处的工作人员到湖山村村民的17份证词作了公证。200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60年之际，湖山村的碑终于建起来了，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索赔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在为纪念碑揭幕时说，“这是国民意识的进步。我在这里看到了个体，看到了家庭，看到了国家。”
2006年4月5日，同在汤山镇的西岗头村也见了一块纪念碑，刻上了在这里遇难的37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两名外村人。
2006年8月16日，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带着“第21次‘铭心会·南京’访中团”和“第4次‘日中友好·希望之翼‘访中团”的19位成员，来到湖山村、西岗头村的纪念碑前献上鲜花。苏国宝站在纪念碑前，向他们介绍了当年发生的事件。松冈环当时说：“今天我们带来一些日本大学生，要把这里的真实历史带回去。”二十多天后，站在同一个地方，苏国宝对记者说，“今年年底我要到日本去讲这些事”。
可是，在南京，这样的村庄还只有两个。对于在湖山村进行的调查和立碑，戴袁支认为自己做了一项很及时的抢救性的工作，就在他们立碑的过程中，湖山村三分之一的见证者去世了。
同样的问题，让参加调查的学生们感到很遗憾。几乎每个村都会有老人跟他们说，“你们要是早来5年，3年哪怕一年就好了”。“比如说在江宁陆郎”，苗李华说，“几乎每个老人都提起了一个叫陶老小的，说他知道很多很多东西，可惜两年前死了”。
“30万是怎么来的”
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根据1947年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判定，“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调查受到的关注是苗李华没有想到的。调查结束后她去为一个初中生做家教，“小孩的妈妈跟我说这个是该好好调查一下，还要求我：‘要么你今天就不上别的课了，就给我们孩子讲讲这个吧。你说我们都不了解什么，这以后的孩子能知道多少呀’。”
而学生的父亲则提出了一个苗李华没能回答的疑问，“你说这30万是怎么来的？”
“大屠杀的规模与死难者的人数一直都是一个关注的焦点”，孙宅巍说。
“不只日本右翼，日本左派的朋友，还有西方一些客观的学者也没有接受30万这个数字，他们认定最高的就是20万左右。不过我以为，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分析，学术界有不同的认知是很正常的事情，除去别有用心的政治化的表述，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很平静地讨论这个事情”。
对遇难人数，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说法，1984年，日本拓殖大学讲师田中正明在《“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一书中，一口气列举了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15种书报、资料中30万人、42万人、20万人、几十万人、10万人、30～40万人等6种不同的数字，认为它们“如同恶性肿瘤般地不断出现，而且开始不受约束，随意变化”。
孙宅巍曾经对各个历史时期对遇难者的认定作了一个梳理。就在南京大屠杀正在进行中时，留在南京的西方记者根据自己的见闻，曾经对遇难人数做过估算，少至2万人，多至27万人，中有4万人、8万人、10万、12万人等多种表述。孙宅巍认为这些数字反应了一个局部的情况。
1946年，民国政府对南京大屠杀进行了调查并把相关证据提交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1947年3月10日，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定，“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则于1948年11月4日在《判决书》中称：“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
孙宅巍认为，这两个数字并不矛盾，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将这‘20万人以上’限定于‘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并补充说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它方法处分的人们计算在内’。”
“30万以上”的数字被沿用下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经过一系列的研究和调查，对这个数字进行了确认。
而日本同时期出版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中正是对这个数字提出了质疑。作者田中正明认为，慈善机构零星掩埋的15万尸体中，崇善堂掩埋的11万很可疑，崇善堂的记录中25天平均每天掩埋4490具尸体，可靠性不强，同时崇善堂的记录属于“后期材料”，可信度不高。而集体屠杀的19万人中，有一个鲁甦提供的草鞋峡屠杀57418人的数字，田中证明认为“连个位都数出来，不可思议，这不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同时，“这么多俘虏除了鲁甦以外没有人见过，同样不可思议”。
孙宅巍认为，“抛开左翼右翼不谈，这两个质疑有一定道理，但也不是一定站得住脚”。“11万具这个材料确实是孤证，又是后期材料，我们要保留一个商榷的余地，但是如果没有一个有力的反证证明他是伪证，我们还不能推翻。而鲁甦的证词，有一些证据能证明了这个地方有2万多人被屠杀，掩埋了数万具的尸体，印证起来我认为屠杀达到四五万是可信的，至于他精确到个位数，我们并不常采用。现在我们没办法来证明这个精确的数字是怎么来的，但是就这样把他推翻，我也不认同”。
“30万以上的同胞被屠杀是中国人民的奇耻大辱，我们没有任何的必要来夸大这个数字。但是，事实必须得到尊重，历史决不允许扭曲。”孙宅巍说。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
“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
遇难者名单的缺乏正是和对人数认定的争议相伴的。孙宅巍说，“我们走过了一条坎坷的路”。
这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提到奥斯威辛和广岛的例子。2005年1月23日，荷兰人在阿姆斯特丹的荷兰剧场举行了宣读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残害犹太人名单的活动。近700人接力朗读，共用5天时间念完10.2万个名字。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科恩说：“只有念出每个人的名字，人们才不会将他们遗忘。”而在日本广岛和平公园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纪念墙上，刻着237062个死难者的名字。
孙宅巍说，“我们动手的时间，和欧洲人、日本人比起来，间隔比较长。他们在战后马上开始搞，他们甚至是真的把人数精确到了个位，把人的名单住址都搞出来。我们呢，抗战胜利后马上就是内战，内战后又是朝鲜战争，紧接着又是一次次的运动。民国史就成为禁区，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两大坏蛋嘛，而南京大屠杀正好是民国史的一段，所以对它的研究就受到了限制”。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43岁的吴先彬对此深有体会，小时候他生活在南京市汉中门一带，“我的外祖父常常跟我讲日本人在这里杀了很多很多人，可是小时候书里都没提到过啊，好像是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但是又觉得外祖父总不会骗我吧，所以半信半疑”。吴先彬的疑惑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解开了，“1984年我在南京大学电教室工作，最早研究大屠杀的高兴祖老师从美国带回来一盒录像带，那时候没地方播放，就拿到电教室，我有幸陪着高老师看了一段，这才相信了南京大屠杀真的发生过”。
1984年，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正式开始了。从1984年到1987年，南京市完成了修史、建馆、立碑的工作，“写了一本《南京大屠杀史稿》，建了一个纪念馆，立了15块纪念碑。到今天已经是19块了”，当年亲身参与的孙宅巍说。
孙宅巍说，现在纪念馆内“哭墙”上的名单正是这个时候从国民政府1946年调查留下的档案中整理出来的。“那时我们也曾经想到要搞这个名单，但是也比较困难了。因为80年代距离南京大屠杀已经四五十年的时间了，超越了两代人”。
张连红认为多种因素造成不能像日本广岛那样去调查，“日本占领了南京8年，战争结束以后去做调查已经很难了。那时的南京又是一个流动人口聚集的城市，形成一个生活共同体，哪个人死了别人也可能不知道。另外户籍制度还不完善，也没有一个很好的统计”。
“还有一个原因”，张连红说，“我们的传统文化对个体，特别是对老百姓个体的消失不是很重视”。
“我们错过了很多时机。”孙宅巍说，现在的补救工作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对现存的档案资料进行地毯式搜寻；“第二就像南师大他们做的，找到当时的目击者、见证人，请他来说一说，你知道你的左邻右舍、亲戚朋友里有名有姓的遇难者有什么人，他们是怎么遇难的”。
“如果20年前来做这个工作，会好一些。但话又说回来，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能够发现了这么一个不足，下大力气去做，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个工作十年后再去做，就更困难了，也许那时见证者就不存在了”。孙宅巍说。
而张连红已经把工作的重心放到了田野调查，“论文我以后还可以写，但是对见证者的调查，错过就没有了”。
责任编辑：林彦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