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巴菲特（右一）与盖茨夫妇共同出席慈善捐款的新闻发布会。

　　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是《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世界第三大富豪，近日他表示，将以相对基金的方式 捐款资助墨西哥的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这意味着，世界上只要有资金投入到墨西哥的社会工作领域，斯利姆就会捐出同等数额的款项。这一动作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几个月前宣布全心投入慈善事业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和创纪录地捐出370亿美元的世界第二富豪沃伦·巴菲特。美国的《华盛顿邮报》称，慈善事业进入了一个与近１００年前相似的黄金时代。

　　美国引领了两场“慈善潮”

　　美国向来是个出产“慈善巨人”的地方。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以及盖茨等人的身影在商界和慈善界同样高大，而巴菲特370亿美元的资产似乎成了一座“灯塔”。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院长说：“这会使很多人想想如何才是推进慈善事业的最有效的办法。”有美国媒体称，巴菲特的决定为慈善事业树立了榜样，越来越多的商学院的毕业生把技能用于非营利事业，而公司则更多地投入到社会公益事业中。在今天的美国，约有7万个私人慈善基金会，慈善资金有大约4250亿美元。《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后发现，在美国捐款确实很容易。在加州硅谷社区基金会，捐赠人可以建立一个最低1万美元的基金会。他们可以决定所捐资金的流向，而具体的增值投资和分派资金的事务则由硅谷社区基金会来操作。据该基金会女发言人米歇尔介绍，由于美国税务局对公共慈善事业和私人慈善事业进行不同的类别管理并推行不同的减税政策，硅谷社区基金会的捐赠人可以获得更多的税务减免。她还介绍说：“多位硅谷巨头都是这个基金会的客户，包括世界著名拍卖网Ebay的首任总裁、‘信息搜索’的创始人，以及十多位Google的亿万富翁。”

　　美国人推动慈善大潮已不是第一次了。20世纪初，正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富豪大量产生的时期。当时，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矛盾激化。连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卡内基也承认，美国当时的最大问题就是财富分配问题。他认为，贫富悬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问题的关键在于富人如何处理自己的财产。在他看来，富人的财富只是被“临时托管”，最终要归还给社会。为此，卡内基捐出了相当于现在73亿美元的巨额资产，这些钱被用于在全美建设2000多个图书馆。直到今天，很多偏远的地方仍有免费的公共图书馆，其对美国教育做出的贡献是不可估量的。当时的经济巨头老洛克菲勒与卡内基观点相同：“我受上帝的信任托管他人的财富” 。而洛克菲勒基金的创建人，石油大亨约翰·D·洛克菲勒则捐出了大约58亿美元。这笔钱在历史上与中国有很深的渊源。据中国学者考证，洛克菲勒基金会1913年注册，第二年就开始派人到中国，1915年就开始筹办协和医院。协和医院一开始是为了培养高级医学人才，后来发现与中国的国情不符，就开始大量培养普通医师和护士。除此以外，在当时的中国，几十所大学受到过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一些院校甚至是由该基金会出资建立的。

　　美国富人热衷慈善事业的原因众说纷纭。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首先是受宗教的影响较大。在现代慈善概念出现之前，慈善是从宗教信仰中产生的。不少美国富豪认为，人赚钱的能力是上帝给予的，有钱人就应该按教义去帮助穷人。其次体现为一种社会文化。美国人认为，将巨额财产留给后人会剥夺他们创造的能力和进取的动力。一位顾问曾对洛克菲勒说：“你的财产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场雪崩就要发生，你必须设法阻止它。你分散它的速度一定要快于它的增长速度，如果你不这样做，它将‘压扁’你和你的子孙！”第三，由于社会贫富悬殊，富人们受到了社会的强烈指责，迫于压力，他们不得不通过捐款来改变人们对他们的看法，另外，他们也不希望社会动荡甚至解体。第四，也有一些美国富豪的“义举”是出于减免税款、为自己扬名、“制造”成就感等目的。

　　如今，又一轮慈善潮的到来似乎与几十年前的情况有些相似。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去年美国各家公司总裁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262倍。而40多年前，这个比例是24倍。此外，现在的公共政策也越来越加剧这种趋势。那个强烈谴责巨额财富罪人的时代早已远去，如今对收入、分红等的减税措施表明现在政府推行对财富进行二次分配的热情已经大大减少了。在这个对利用公共资源进行利益再分配失去政治动力的时代，巴菲特和盖茨能挺身而出，十分难得。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以及金融体系的日益完善，慈善事业的舞台已越来越国际化。慈善家以前从事慈善活动的目的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和延伸，而受众的范围也空前扩大。

　　欧洲没有“慈善巨人”

　　对于美国掀起的慈善潮，欧洲媒体也进行了铺天盖地的报道。德国《明镜》周刊等媒体还分析了欧洲慈善业的现状，特别对富人捐款偏少提出批评。欧洲慈善援助基金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05年，欧洲各国捐款额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至1.1%不等。但最富有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不足其收入的1%，而最贫穷的1/5家庭的捐赠比例却高达3%。德国社会问题研究中心诺尔特教授认为，实际上，美国慈善业的规则和相关法律脱胎于欧洲。早在公元前387年，古希腊的“柏拉图学院” 就成为最早的慈善基金会。后来，也是欧洲最早推出《慈善使用法》 。欧洲为什么出现不了“慈善巨人”，实际上是欧美两种慈善观的差别和不同社会分配体制决定的。美国人更多地将钱捐给国内，这一点与美国人在政治上比欧洲人更关注自身有关，他们更愿意花在当地——比如捐给社区的幼儿园、游乐场或者博物馆。而欧洲人更多地捐给外国或环保事业。2004年12月发生了印度洋大海啸，欧洲人就比美国人捐得多，仅舒马赫就向灾区捐款750万欧元。与美国相比，欧洲范围内的减税幅度并不是特别大，这不利于鼓励捐赠行为。此外，欧洲人一直倔强地认为，捐赠的角色应由国家扮演。

　　不过，近来欧洲慈善业正掀起一股“改革风”。据记者了解，以前欧洲慈善机构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政府，还有遗赠及私人捐赠。目前，欧洲各国逐步展开了税务及基金会法改革。各种基金会越来越多，仅德国就有13490个。其中很多是个人拿出小额款项，以促进公益为目的“市民基金会”。其次，欧洲各国正让基金会运作更加透明化。各国建立网站，使人们得以对不同慈善机构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和业绩进行比较。同样，网站做得更像是捐赠者和慈善机构之间的中间人，会为那些它认为业绩最佳的慈善机构发布报告。第三，一种慈善援助基金会的慈善账户也开始流行。人们可以通过一张借记卡，以一种能够少交税的方式，通过网络、邮寄或电话的形式为任何一家得到认可的慈善机构提供捐赠。此外，慈善礼券与薪资捐赠计划一样，日益受到人们的欢迎。

　　在俄罗斯，情况似乎又不相同。俄慈善组织联盟总裁阿纳托利耶维奇·伊先科这样评价俄罗斯慈善业的形势：“大企业家都认为，对社会最有益的不是自发的、轰动一时的慈善行为，而是致力于解决基本的、最棘手社会问题的慈善事业。一位慈善计划负责人说，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用于国家慈善事业的俄罗斯人在不断增多，但这主要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富人很少，“也许，这在俄罗斯还不时髦”。

　　中国慈善路在何方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研究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与国外相比，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自己鲜明的特点。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热心慈善事业的国人越来越多，这不仅因为人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更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变化，逐渐开放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开放的观念、心态和行为，更多的人愿意敞开自我去表达情感和善意。但不断成长的中国慈善事业也一直面临着各种困境，其中如何建立信任机制是重要问题。杨团表示，在中国不是缺乏爱心，而是缺少信任。捐款人和慈善机构之间沟通不畅，对大笔捐款去向不知情，甚至有一些捐款丑闻使中国慈善事业蒙上阴影。一些专业人士也指出，中国慈善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其中一个问题是慈善文化的缺乏，在发达国家大部分捐赠来自民间，而中国只有10%的捐赠来自普通人。（记者 杨磊 青木 郝心 张楠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