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名捕最新班底 吴畏 摄影 向春 制图
□本报记者 曹 勇 □吴 畏
一个
比邱兴华更凶狠的角色
穿着20多公斤的防弹衣,倾盆大雨中,4名警察荷枪实弹,在悬崖边的树林里埋伏了两天两夜。他们在守候一个极其危险、狡猾的逃犯——周二全。
这是一个比近日连杀10人的邱兴华更凶狠的角色。1990年,周二全成功越狱,此后连夺12命,伤24人,抢走几十个孩子换钱花,并强暴了近百名妇女。
而埋伏的警察,就是后来被称作“四大名捕”的贵州威宁县公安局刑侦大队追捕中队的4名队员——王俊卿、陈文光、张美德、赵强,他们专门负责追捕逃犯。
“周二全制造了一个无人寨。”贵州威宁县东风派出所联防员罗招举,指着各罗窝寨说。
今年8月,本报记者走进了这个无人寨。面对一处失去房顶的废屋,罗招举脸上的肌肉扭曲起来——1998年的一个夜晚,周二全用杀猪刀捅死了主人杨兴华夫妇及两个儿子。起因是杨妻貌美,周二全要强行将其带走,而杨家人不从。
“周二全作案后,被我伯父撞见。结果他把我伯父也捅死,移尸到这里。”罗招举指着门后的角落说。
杨家右侧50米是一户崔姓人家,也被周二全灭门。寨子里的另外4户举家外逃。
周二全常身背火枪、长砍刀、杀猪刀在各村寨出入,要吃要喝。东风镇刘、张两家人对周二全切齿痛恨。周二全曾多次当着一家老小的面,强奸他们的妻子、儿媳。更惨的是杨二保,一天夜里周二全把他从被窝里拎出,强奸了他的妻子,至天亮又强奸了他16岁的女儿,杨二保活活气死。
当地人说,这个恶魔让负责税收、计生的官员都不敢开展日常工作,周二全的存在“严重影响了一方的社会安定”。自1992年起,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每年都将其列为重点抓捕对象,威宁、毕节及附近六盘水、昭通等地,先后出动了数千警力抓捕。
但大规模的行动每次都失败了。在当地人的描述中,周二全身长一米八五,力举500斤,能像豹子般在山间奔跑。此人身上、脸上长满浓密毛发,外号“毛公牛”。
被追捕的周二全恶上加恶,只要怀疑有人给公安提供线索,他一律不留活口。1992年5月,采拖村村民邓运光和警察打了个招呼,就被砍死在家中,死者还包括他8岁的儿子。
云、贵、川三地警方再次调兵围捕,但周二全消失了。
冒死扑倒“毛公牛”
每年7月起,大雾就会锁定乌蒙群山。这为逃亡者创造了极好的条件——30米外,你根本辨别不出人影。
1999年10月,威宁县公安局追捕中队成立半年后,正式接手周二全案。这时,他们还没有拿到凶手的照片,他们在云贵数十分县市穿梭,艰难的收集证据。
“最大的困难是我们不敢进村,”王俊卿说,“怕给老百姓带来杀身之祸。”
他们从2000多条线索中筛选出一个最有价值的线索,要向某村民求证,对方死活不开门。为此,抓捕中队在雨里往返10多次,执著的精神终于感动了村民。
村民提供的这条线索把周二全锁定在云南宣威鸡公山。6年前,由于警方的全力追捕,周二全跑到此地,化名金碧义。逃走前,他还掳走了威宁的一名已婚妇女。1999年,那个被迫成为“压寨夫人”的女子生下了一男两女。
“捕快”们决定在周二全的必经之路——母鸡沟设伏。1999年11月18日晚,天空终于放晴,星光下,一个粗壮的身影走了过来。
“捕头”——追捕中队长王俊卿,起身拦住了这个人。王俊卿怀疑这人身上装着炸药,伸手去摸,碰到了一根断指。
手上有根断指是周二全的身体特征。中队长断定,此人正是杀人强奸狂魔周二全。
王俊卿一把抱住他,张美德等听到动静,马上扑了上来。
中队长抱着周二全摔倒在地,“毛公牛”猛地挣脱,从怀里抽出杀猪刀。生死关头,王俊卿抓住了对方的下阴。此时,张美德扑了上来,抓住周二全的胳膊;陈文光和赵强扑上来,每人按住周二全的一条腿。
王俊卿腾出右拳,猛击周二全的头部,打歪了他的鼻梁;张美德用膝盖将其肋骨顶断了两根。陈文光则掏出手枪,朝他的脚踝射击。
搏斗持续了40分钟,双方几次滚到悬崖边。力大无穷的“毛公牛”几次甩脱对手,但抓捕中队——加上当地警官李彪强等3人,最后全部压在周二全身上,终于将其制服。
四大名捕
他们体会到了“一战成名”的快感。这4个身怀绝技的警察,让当地人联想到一部武侠小说——《四大名捕》。
威宁,是乌蒙高原的中心。它位于贵州最西部,与云南、四川接壤,18个民族共120万人口在此聚居。地形复杂、人口贫困、文化素质低,使得此地的治安一度处于混乱状态——1999年前,该县每年要发生不少命案。
来自警方的统计说,全国20%的逃犯会跑到乌蒙高原;而在本地作案的人,七成会隐匿在乌蒙高原的密林里。
“我1998年到这里就职,接手的第一件‘礼物’就是积累下来的几百起命案。”威宁公安局前局长林科俊说。王俊卿则称,抓捕中队亮相时,在册的逃犯有近700人,其中大半属于重特大逃犯。
而威宁警力严重不足——全县共360名警察,只有逃犯的一半;另外是无经费保障,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这两个难题,导致很多大案经年不破。
缺乏安全感的公众对警方不满。有人举家搬迁,走前把公安臭骂一顿;更多的人——比如周二全案中的受害人——数千村民集体上访。这影响了当地的形象,因为有人借用武侠小说里的一个地名形容威宁——“恶人谷”。
林科俊决定成立一支专业队伍追捕逃犯。他精挑细选出16名警察,组成4个追捕小组,以3个月为限,考察其能力。4个小组捷报频传,久抓未获的杀人嫌犯杨永泰在“实验”中被捕。
4个小组中,王俊卿和陈文光带的小组抓获逃犯最多,林科俊让他们“强强联合”,1999年4月,“追捕中队”成立,共4名成员。这是中国第一支专业缉逃队伍。
现年44岁的王俊卿——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兼追捕中队中队长,是灵魂人物。他当兵时就练就百步穿杨的枪法,数次交火,都在百米外击毙狂奔逃犯。此人也擅长谋略,《孙子兵法》、《军事谋略与追捕战斗》总是放在枕头下面。由于领军者的勇气和智慧,在几千次追捕行动中,中队无一人牺牲。
白皙敦厚的陈文光,也是一名神枪手。“实验”3个月内,他率两名刑警抓获重大逃犯13名。
张美德是“大力士”,能双手各夹一个体重150斤的逃犯奔跑十余公里山路,背负50公斤重物翻越2500米高山。他能用十余种方言唱山歌,化装后,他曾高唱山歌进入寨子,迷惑逃犯。此人一顿能吃5斤面条,或100多个鸡蛋。这也给他带来麻烦——1000多元工资根本不够养活自己,妻子不得不蹬三轮车挣钱维持家用。
赵强被称为“飞车王”——可以在陡峭的山路上,只用两个车轮着地前进。当车的某个地方出现损伤,他凭听觉就能查出问题。
“我喜欢虎的猎杀”
温瑞安笔下的“追命”,是四大名捕之一,他的绝技是千里追踪术。而威宁“四大名捕”也把“盯”发挥到了极致。王俊卿说,只要任务一下来,他们就盯着不放,直到拿到逃犯的线索,锁定他的行踪,“他走路我们也走路,他攀崖我们也攀崖,追他到天涯海角”。
当追捕中队盯住越狱5年、一路抢劫强奸的顾稳才后,双方在交火中跑出10多公里。“四大名捕”追得兴起,索性甩掉鞋子狂奔——田地刚被翻过,土质特别松软,总是钻进鞋里。逃犯最终被击毙在一座小山上。
另一个抓逃犯的诀窍是,不给对方任何机会。“名捕”们的行动中,很少有长时间打斗。那种出手时的迅猛,如同扑向猎物的虎。
“我喜欢这种动物,它会悄悄靠近猎物,然后雷霆一击。”王俊卿说。
为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手段是,在逃犯将要出现的地点设伏。
这是耐力和毅力的比拼。王俊卿最难忘的伏击是2001年初夏进行的。“四大名捕”在废弃的农舍中蹲了7天,那间屋子散发着浓重的潮气,蚊子、跳蚤把他们的皮肤咬成了荔枝皮。但忍耐,让他们最终成功。
而在每次行动前,四人都要权衡利弊,制定周密的方案。“要分析逃犯的文化结构、心理素质、家庭成员结构及在当地的人缘。”王俊卿说。比如,逃犯在当地人缘不好,就可大规模地调动公众;否则,只能用秘密手段探听消息。
无数智谋在抓捕中被使用。对付杀人者管小兵时,“四大名捕”曾声称“撤退”,结果成功地引诱对方出山。抓捕杀人犯冷名时,王俊卿扮成买肉的农民,走到逃犯的卖肉摊前,一把擒住了对方。一个目睹此幕的女人惊叫:“我的菩萨天,哪个晓得他们是公安啊!”
威宁县公安局提供的数字称:7年来,“四大名捕”共抓获逃犯1400多名,其中重特大逃犯429人,包括公安部、贵州省公安厅及各地公安机关督办的69个凶徒。
此间,“名捕”已历三代,但始终保持着4人编制。赵强、陈文光先后调任他职,宋杰和金云赛接替了他们。宋杰是新“飞车王”,金云赛擅长格斗。
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
“名捕”们再次出发,时间是2006年8月23日。本报记者全程跟踪了这次跨省追逃。
由于宋杰受伤,王俊卿只能向其他单位借驾驶员——之前的合作,让公安局的司机们吃尽了苦头,他们发誓不再碰追捕中队的方向盘。
猎豹越野车沿102省道,经过草海、观峰、玉龙几个乡镇,向云南昭通方向驶去。追捕的目标仍是一个杀人潜逃者。张美德掏出一个红本子,上面是逃犯的情况,有些“重点”还以红线标明。这样的本子,张美德4个兜里各揣一个,王俊卿的包里装着6个。
雾气笼罩着山林,“大力士”向窗外指点着:这附近,曾隐藏过60多名杀人犯;这个屋子前,我们抓到一个;那块田边,也逮住一个……
大约11时,大雾让能见度下降到30米。借来的年轻司机对路况很熟,“猎豹”仍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前进。在外人看来,这几乎是在“玩命”——路只有两车宽,弯曲而陡峭,右边是毫无遮拦的悬崖。
“这条路算不了什么,不到真正危险路段的1/10。”王俊卿笑笑说。
今年3月时,“四大名捕”需要在24小时内跨越1300公里,赶到云南西双版纳抓逃。当翻越白马雪山——海拔4738米时,惊魂地带到来了。越野车的屁股在悬崖边打起滑来,右后轮的一部分已悬空,“我只有咬着牙,轻轻地慢慢地点着油门,一点一放,好让轮胎在雪面上产生抓力。”回忆当时的情景,“飞车王”宋杰缩着脖子说。这里挂着警示牌——数车坠谷,9人丧生。而几个小时后路过的梅里雪山上,路段左面是几乎90度的峭壁,雪崩、泥石流随时可能发生;从路的右面望下去,波涛汹涌的澜沧江像是一根细小的麻绳……那30公里路,中队走了5个多小时。
而在很多时候,追逃路线图是用脚趟出来的。
在威宁,很多小道会吞噬生命,即使你是熟悉地形的猎人。但追捕紧急的时候,“名捕”们也会冒险在这些小路上行走。2001年冬追捕一名杀人犯时,山上雪深及膝,白茫茫一片中,张美德差点摔下悬崖。下山时,又下起了雨,满是泥泞的羊肠小道让警察们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看到我们这样辛苦,被抓获的逃犯良心发现,他试图替我们背包,好减轻罪过。”张美德说。
他们曾带领一条警犬在风化裸露的岩石上追踪,5天下来,狗跑得拉血,4个爪子全都掉光。此后,“四大名捕”再没借到过警犬。威宁县某乡政法委书记说,他曾跟随“四大名捕”夜间追捕,结果连摔5个跟头,眼镜摔没了,只好揪着王俊卿的衣角走路。
越野车在山岭间继续前行。8月23日的午后,一个小高潮出现了——当车拐上大路时,20米外有人猛地转过脸,并装着不经意地退向一条小路。
“看那人的装束,很像我们此行要找的人。”张美德说。他们也不动声色地从另一条小路包抄过去,截住了对方。
但那个男子只是非法小煤窑的打工者。两名警察似乎习惯了扑空,王俊卿依然笑笑说,“10次追捕有一次不落空就算好的。”但他的神情有些失落——空手而归时,大家通常不讲话,只是闷着头走路。
“事实上,追捕是一种特别枯燥而折磨人的活儿。”中队长说,“捕猎的刺激只是一瞬间,而大量的精力都花在分析、计划和空跑上。但你的一切都要围绕它。我每天睡眠不足5小时,因为一闭上眼,那些逃犯就出现在面前,想控制自己不去想都没有办法。我必须时时刻刻想着技术难题,还得绞尽脑汁怎么做到让队员们毫发无损。”
杀人犯也是人
又一个逃犯落网了。
今年3月,云南某火车站,人们看到一个胖警察背着一个带手铐的人走进车厢。
“你背的是谁?”好奇的人询问。
“一个杀人在逃11年的疑犯。”警察回答。
“杀人犯你还背他?在地上拖着走不就是了吗?”
“他的腿断了,不能走。背他也是我的职责,他也是个人。”
这个胖警察就是张美德。他回忆说,最后一句话刚说完,背上的人抖颤起来,他朝人群笑笑:“警察背杀人犯,我康忠华总算享受了。”
“我们不会让他们饿着,我们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张美德说。他常常和逃犯手铐着手睡在一张床上。逃犯戴着手铐——特别是被反铐着时,上厕所很不方便,名捕们不知给他们擦过多少回屁股。对此,一个叫周云云的杀人嫌犯嗫嚅着说:“这是折我的寿啊。”
王俊卿对逃犯作过研究,发现很多人原本朴实,但贫穷和文化低毁了他们——某一天,可能为了1元钱就杀了人。所以当他们被抓后,警察们心里常常泛起一丝同情。
“一个个生命死在他们手上,他们又一个个‘死’在我们手上,不能不令人生出很多感触。何况,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我们的老乡和邻居,我们几乎是一起长大的。”王俊卿说。
九死一生的荣耀
王俊卿、张美德及第二代“名捕”王文贤、第三代“名捕”金云赛,都来自农村,中队长的4个弟弟至今务农。王俊卿是“过着苦日子过来的”,高中时,他要自己挣钱交学费,挑一担煤炭走30公里山路才挣几分钱。“所以,我们知道老百姓希望我们做些什么。”王俊卿说,“他们也从不来虚的。”
名捕们常接到一个刚摘下的苹果,一根煮熟的玉米棒,又或者一个烤焦的洋芋……某个清晨,两天两夜没有合眼的警察们,被露宿农舍里传来的嚯嚯声惊醒。王文贤透过门缝往外看去,农舍主人正在磨刀。王文贤警惕地叫醒了其他人——他们刚从这个村子抓走了两个逃犯。但结果是,农舍主人杀掉了母鸡,想用这个方式表达对警察的心意。另一个黄昏,饿了一天的“四大名捕”被塞给了一书包土豆,那是修路民工第二天的全部食物。
在很多时候,村民会充当他们的向导,陪他们走一晚;涉江时,人们会冒死提供渡船——稍有不慎,老百姓就可能被激流冲走。同时,名捕们也在感谢他们的“头儿”——最艰难的条件下,“四大名捕”得到县公安局最好的车,王俊卿和张美德都破例解决了“副科级”。“有些基层民警苦了几十年,到退休都没得到过这样的待遇。”王俊卿说。
“四大名捕”曾多次受奖,也有人不平:他们已经很“风光”了。公安局长林科俊说,“我们给不了他们别的,精神上的鼓励总得有吧?”
如今,“四大名捕”威名远扬,贵州、云南、四川交界的地区已形成一种默契,遇有棘手追捕任务,就请“四大名捕”出马;甚至再远的一些地区,在拿不下逃犯时,也请他们出山。
2005年,贵州省委及公安厅召开“英模事迹报告会”,王俊卿作为8个英模之一出席。但他没有看到战友杨昌齐、张双全——他们已经牺牲了。
王俊卿下意识地摸了摸后颈的伤疤,那是一个杀人逃犯留下的——对方开枪打断一片厚瓦,瓦从几米高的房上掉下来,砸中了他。
“会不会有一天,我的事迹也由别人来作报告呢?”王俊卿说。
逃犯抓不住,公安局就是“粮食局”
访贵州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杨广生
本报记者 曹 勇
记者:在公安机关的工作中,逃犯问题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杨广生:逃犯,尤其是贵州的逃犯问题,一直是困扰公安机关的大难题。案犯逃跑了,你找再多的证据都没用,不抓到案犯案子就等于没破。案犯在逃跑途中还可能继续为恶,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仍然受到威胁,公安机关拿什么向党和政府、向人民群众交代?
我们曾经想了很多办法,也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但效果都不好。老百姓是不管你有这样或那样困难的,他们只认一个理,案犯抓不了,你公安局就是“粮食局”,派出所就是“粮管所”。这个称号长期以来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
记者:是否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都有一个像追捕中队这样的专业机构?
杨广生:威宁追捕中队的出现,是我们在这方面的一个亮点,它把打击和追逃结合起来,本身是一种创新机制。
据我所知,这种专门追捕逃犯的机构我们是首创,而且这么多年也没有听说全国其他地方成立了类似机构,不过最近一些地方向我们表露了要仿效的意向。
我们贵州也希望把这个经验推广开来,威宁所在的毕节地区,前两年有几个县也仿效威宁成立了追捕中队,但因为效果不好而流产;最近毕节地区公安局的阳局长跟我说,他决定在全地区每个县都成立一个这样的小分队,
记者:贵州公安厅对“四大名捕”作何评价?
杨广生:我们为有这样的警察而自豪。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条件下,他们取得的业绩是非凡的,他们被称为“四大名捕”我认为一点也不过分。
他们吃苦耐劳、乐于奉献,有强烈的敬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他们用行动实现了警察的自我价值。一句话,我们所说的“警魂”在他们身上体现出来了。
我们打算让全省的警察向他们学习。
责任编辑:林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