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指导意见”直指医改问题的根本，但它是否能够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还有赖于更多具体、可操作的措施 　　

　　9月5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了《医药行业“十一五”发展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提出要在5年内根本改变“以药养医”的局面。 　　

　　“5年！”天津的下岗职工李好仁听到这个消息时叹了口气，“不知道我还能不能等那么久。”　　

　　半年前，李因心脏病突发住进了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冠状动脉造影检查。听说要花费5000多元，他拒绝了，他告诉医生，自己没有医疗保险，药也最好“省着点开”。 　　

　　一再拒绝医嘱，让医生觉得他“很不配合”。4天后，医院下了“驱逐令”，李一再请求，最后“宽限”了两天。 　　

　　出院时，李好仁的账单上住院费用是910多元，此外医生又给他开了两周共计500多元的药。李坚持不要药，医生坚持要开，最后妥协的结果是“至少开一周”。 　　

　　出院后，李把医生开的丹参滴丸换成了丹参滴片，这样每月只需支付10元，而前者要180元。 　　

　　李的烦恼，正是《意见》要解决的问题。 　　

　　五年时间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去年曾在其报告中直言，中国的医疗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对于现状的判断，《意见》表述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滞后”：“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医疗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尚未形成可操作的协调与持续发展机制，医保无法对医院用药发挥制约作用，致使用药不合理，市场竞争无序”；同时，“在目前医药不分家、处方外放难的情况下，医院药房仍然绝对占据药品消费市场的垄断地位”。 　　

　　而解决办法则是：“坚持政府主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加大政府卫生投入，解决医疗机构的收入补偿问题。” 　　

　　“如果政府不能解决对医院的补偿问题，那么‘以药养医’就不会消失。”天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说，“可补偿多少？怎么补偿？这都不是一时半会能解决的。所以我理解，这也仅仅是个‘指导意见’，具体操作起来很难。” 　　

　　据该医生介绍，在天津，宣称自己盈利的公立医院只有四家，“但你能说医院穷、医生收入低么？到目前为止，医学院仍是热门志愿，而医学院的毕业生求职几乎100%首选公立医院。” 　　

　　全民医保 　　

　　现在，李好仁还是经常会心口痛，但是他仍然坚持不去医院。 　　

　　自从2005年李所在的天津陶瓷厂宣告破产，他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如果想继续享受医保，每年要自己交2000多元的保险金，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况且就算有了医保，自费部分依然不菲。 　　

　　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结果，仍有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基本上是自费看病。卫生费用中，个人自费占56%，社会占27%，政府占17%；另外44.9%的人有病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不住院。 　　

　　新的卫生体制改革目标是，2010年实现中国对世界卫生组织(WHO)“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承诺，所有居民全部享有基本医疗保障。 　　

　　《意见》给出的政策措施则是：“加快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进一步扩大社会医疗保险的覆盖面。” 　　

　　但李好仁并没有多大兴趣，他的经验是，如果没有医保，而且收入较低，医生开药时还可能“多少会手下留情”。

　　第19次降价 　　

　　之前的8月28日，国家发改委刚刚开始执行其新一轮的药品降价政策，这已经是发改委主导的第19次药品降价。 　　

　　此次降价共涉及99种抗微生物药品的400多个剂型规格，平均降价幅度为30%，最大降幅达76.8%，包括青霉素、头孢拉定、庆大霉素、四环素、土霉素、红霉素、甲硝唑等常用药。 　　

　　但降价令发出还不到两周，就出现了药店停售、药厂停供的局面。 　　

　　“降价列表中的药很大一部分原价格就不到10元，这样的药医院本就很少开。”前述医生说，此次降价对医院尤其是大城市的医院几乎没有影响。更何况，即使不用换名称，仅仅是换包装或换规格就可以绕开降价令的约束。 　　

　　这一现象和医药流通体制的混乱不无关系，同质不同名、同价不同量，瞬息万变、花样繁多的“新药”，就连医疗专家钟南山院士，都曾自称“应接不暇、难以分辨”，发改委的降价令，也很难照顾周全。 　　

　　但《意见》已经抓住了药价虚高的根本所在，加快医药流通体制改革、进一步规范药品名称管理、实施药品通用名处方制度、完善药品定价管理、规范药品招标采购行为。这些都给李好仁们，带来了希望。 (郭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