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农李年红流着眼泪，把一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地撒进河中。洛阳晚报记者 武全旭/图

　　核心提示：8月24日10时许，在忍受一天多的白眼后，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河南省枣农李年红一怒之下，将满满一车的金丝大枣，一捧一捧含泪撒向河中。农民卖枣难与此前出现的卖桃难、卖瓜难可谓如出一辙。此类问题周而复始地出现，究竟该如何解决，已成为城市管理的难点。也有公众指出，其实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不复杂，关键在于涉及部分职能部门利益之时，也就缺乏了解决问题的诚意。城乡和谐是创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只有从一件件小事做起，使农民与城市利益达到双赢，才能使国家的大计不仅仅是口号。

　　农民遭遇卖枣难含泪撒枣入河

　　“市场不让进，路上有人撵，再也不到城里卖东西了！”

　　8月24日上午，在忍受了一天多的饥饿、躲避与被驱后，带着卖枣所得的4．5元总收入，李年红一怒之下含泪将满满一架子车金丝大枣一捧一捧撒向河中。

　　李年红是河南省某地农民，家中种了0．7亩金丝大枣。23日一早，他带着100多公斤好枣以及全家人的希望来到城里，本指望着靠这些大枣给上学的孩子交学费，没想到却处处碰壁。

　　洛阳晚报见习记者李珍赶到事发现场洛阳市九都路涧河桥时，李年红还在向桥下的河中撒枣。

　　这时，周围一些同情者纷纷慷慨解囊，大家表示把剩下的枣全部买下来。李年红却不为所动。

　　“你先别扔，咱们商量一下，好不好？”

　　“我愤怒，城里头不是俺待的地儿，饿死也不进城了！”

　　…………

　　李年红说，他不想给大家添麻烦，他要赶快把这些枣处理掉，然后回家。

　　尽管洛阳晚报记者与周围市民一再阻拦，最终还是未能打动已经铁了心的李年红，满满一车大枣，很快抛撒一空。

　　李年红告诉李珍，他本来打算先到农贸市场里去卖，可是那些地方要么管理员往外撵，要么遭到小商贩的围攻，结果转了三四个市场也没能进去。后来，他就开始打“游击”，成了马路小贩。可他刚把车停下，就有人过来抢秤，还要罚款。于是，李年红只能在躲避与被驱中奔波，饿得实在不行了就买个饼充饥，即使是夜里，也不敢睡得太死。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没法卖枣，进城一天多仅仅卖出1．5公斤枣，得了4．5元。

　　卖枣难与卖桃难如出一辙

　　时间倒退到40天之前，同为洛阳辖区农民的李剑雷也与李年红一样遇到了同样的处境。

　　李剑雷，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西山头村村民，桃子成熟之际进城卖桃也是处处受阻。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一些被当地政府定为直销点的市场，他们开着桃车赶去时，收费管理人员要么多收卫生费，要么“以没地儿了”为由赶走桃农。大量桃子成熟，只能低价换些粮食，或者眼睁睁看着桃烂掉。如果开车偷偷进城卖桃，被发现就要罚款200元。

　　7月15日这一天，成了桃农卖桃难事件的转折点。

　　因不满洛阳市区搞创建禁止进城卖桃，李剑雷向视察河南期间随机走进该村的温家宝总理“实话实说”。总理现场办公，解决了送庄镇桃农的进城卖桃难题。

　　无独有偶，在京卖米的兰考农民也曾遭遇了类似问题。兰考县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张砚斌告诉记者，卖米初期摊位很难找到，在一些路口和小区打出销售条幅也被执法人员制止，农民们奔波再三，结果最早答应帮助为大米提供销售点的竟是一家书店。在热心人士的关注下，几经周折，大米才最终进入超市。

　　现在，李年红又陷入了同样的困境。

　　8月25日，洛阳晚报刊发了记者署名文章“果农不堪进城卖果难，满车大枣含泪撒入河”，同时配发了编辑点评“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又一课题”。点评认为，流着泪水，洒着汗水，把寄托着全家希望的一车脆甜可口的新鲜大枣一捧一捧地撒进河中……可以想象，枣农李年红的心此刻是怎样的苦涩，怎样的愤懑！“再也不到城里卖东西了！”这句负气的话，道出了他此刻对城市的敌视。当然，作为极端的个例，他的敌视并不具备普遍意义，但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和思考。樱桃、草莓、瓜、桃、杏、柿、梨、枣之类，都有很强的时令性，不能及时卖出就要沤烂。千方百计促农民增收，也是当前中央“三农”工作的指导方针。把李年红们拒之城外，或在城里见之则撵，恐非合适。

　　文章刊发之后在当地引起了较大反响，尤其是洛阳市民对此事关注度极高。报道当天，一位私企老板赶到该报，掏出600元现金让转交给李年红。洛阳市涧西区谷水农贸市场负责人孙少峰则表示，免费提供摊位，真诚邀请李年红到市场内卖枣，保证不收任何费用，并给其提供各类服务和方便。然而，反响中却独独缺少来自当地一些职能部门的声音与态度。

　　农民进城碰壁谁的尴尬

　　在卖桃难事件解决之后，洛阳市孟津县送庄镇政府一位官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那种为了自己管理方便而拒绝瓜农入城的做法，是一种惰政。”而今，李年红再次遭遇的卖果难，再次给城市管理部门以警醒，如何能把各自的工作做细一点儿，使城市利益和果农利益实现共赢。

　　李年红手中并没有洛阳市今夏特别推出的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总理卖桃事件被媒体报道后，曾有不少评论认为，让农民进城直销合法化迫在眉睫。可实际上，由于近年来国内多数城市都颁布了禁止农民直销的规定，这让即使手中有证的果农，进城后依然面临销售难堪。

　　在洛阳市发放2000多张果农进城直销特别许可证、市区内增设62个瓜果直销点之后，8月26日，洛阳当地一家媒体以“有了证，难解果农愁”为题进行了报道。在调查中，当地记者发现，或因不了解如何办理，或因部分乡镇根本没有布置此事，相当一部分果农没有这种许可证。即便是已经办理了许可证的部分果农，也反映了他们的烦恼：位置好一点的农贸市场没有摊位，市场管理者根本不让进，偶尔挤进市场了，也常遭到贩子的排挤。至于临时增设的瓜果直销点，或者因为位置偏僻生意不好，或者不知道在哪儿。果农们只好保持着旧有形式，仍是走街串巷地叫卖，但这样势必再次面临被罚款的遭遇。

　　今年3月15日，在历尽周折获得北京部分超市的免费场地后，“卖米教授”何慧丽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农民进城直销是一个系统的工程，绝不仅仅是一个进城问题。农民需要什么样的平台，市民需要什么样的消费心态，政府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商家超市老板又需要什么样的魄力，这是一个全体城里人都要参与的题目。”

　　农民进城直销引发的思考

　　当地农业部门提供的资料显示，至去年底，洛阳全市水果种植面积78．5万亩，产量41万吨，其中15％靠果农走街串巷自销。这个比例虽然低，但关系的却恰恰是没有销售渠道的农户，他们种植面积小，因此更希望进城卖个好价钱。

　　当地媒体引述洛阳市农业局园艺站站长董铁方的话说：“有些时令鲜果成熟期也就两三天，不及时卖出就会烂掉，进城直销也是无奈之举，城市真应该多宽容一下果农。”

　　“种1000棵枣树的可能已经有了固定销路，有人主动上门去买；种二三十棵枣树的怎么办，他不自己去卖能有什么办法？毕竟，自产自销仍然是相当一部分农户的主要经济形式，走街串巷比例的多少，可以从侧面说明农村产业化水平的高低。”洛阳晚报一位记者认为，种植面积大、产业化水平较高的种植户，一般都有固定的大宗客户，因此进城不进城对其影响不大。进城的多是种植小户、散户，因此进城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他们收益的多少。

　　实际上，即使是产业化水平较高的农产品开发，近年来进城直销的呼声也在不断高涨。2006年春节前后，沸沸扬扬的教授卖米事件中，试图以直销的方式进入北京市场的兰考农民就并非零星散户，其组成的合作社年产大米近千吨，但他们为什么也非要去城里直销呢？

　　“农民在市场中没有定价权，容易受中间环节盘剥，既然直接出卖可以获得更多利润，为什么不去直销呢？”卖米“总指挥”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这样说。

　　目前农民进城直销面临的争议点是，当今是城市文明特别是物流高度发达的社会，农民割断社会分工，自己负担运输、交通费用进城直销农产品，是反市场的行为。但何慧丽等人认为，对农民而言，合理合情地赚取更多的血汗钱，无可非议。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学者不仅支持农民进城直销，甚至还支持城里人进村直购。今年5月，包括三农专家温铁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韩德强等在内的一批知名学者，发起了城市消费合作社运动，倡导市民与农户直接对接，直接预订认购农产品。

　　“城里人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双赢，但也有双输的时候。直销和直购这些方式，可谓是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有益尝试。”韩德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