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末直到“文革”前夕，由于工作关系，我曾与周作人有过频繁的联系。1952年8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向周作人组稿，请他翻译希腊及日本古典文学作品。1958年11月，出版社指派我负责日本文学的组稿、翻译工作，同时，向我交代了一项特殊任务：约周作人及钱稻荪二位翻译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作品。当时，他 们在出版社算是编制外的特约译者。

　　从1949年到“文革”为止的17年间，周作人的生活虽单调平淡却是稳定的。他每天伏案翻译，唯一的乐趣是偶尔和寥寥无几并同他一样潦倒的来访的友人闲扯一通。其中，过从较密的就是头上也戴了文化汉奸帽子的钱稻荪。

　　周作人总是按月向出版社交稿。当时，出版社按月预付给他稿费200元，1960年1月起，增加到400元。但1964年“四清”运动开始，从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又从400元减为200元。好在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付医药费会给他带来困难。周作人哪里知道，这次的减半，其实就是风暴的预兆。

　　1966年形势急转直下。出版社的业务陷于瘫痪。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是自当年6月起，停付周作人的预支稿酬。这项经济来源断绝后，周家就靠周作人长子周丰一夫妇的工资来维持。

　　8月22日，一群红卫兵冲进八道湾周家，砸了周母的牌位。到了24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子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周家的后罩房正对着“老虎尾巴”——即正房后身加盖的一大间屋子，当天晚上一批红卫兵就占领了这间屋子，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少。于是，周作人只好蜷缩在后罩房的屋檐下，就这样过了三天三夜。幸而他们还有个老保姆，给他们做了点简单的吃食，悄悄地送来。

　　及至下起雨来，周作人的大儿媳张菼芳便硬着头皮去找红卫兵。她央求说：“我们也不能老呆在露天底下呀，好歹给我们个安身的地方吧。”这样，周作人才被允许睡在自家的澡堂里。不久，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作为“摘帽右派”，被揪回北图关进“牛棚”。半个月后，张菼芳目睹老人的凄苦，于心实在不忍，就向红卫兵求了情，算是在漏雨的小厨房的北角为老公公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他卧在上面。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15元，周作人是10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

　　九、十月间，周作人曾两次交给张菼芳写好的“呈文”，叫她背着红卫兵交给派出所。两份“呈文”都很短，内容差不多，大意是：共产党素来是最讲究革命人道主义的。鄙人已年过八旬，再延长寿命，也只是徒然给家人添负担而已。恳请公安机关，恩准鄙人服安眠药，采取“安乐死”一途。也许他在万念俱灰中，还存着侥幸心理：希望驻地派出所的民警将他的问题反映上去。但希望是落了空，“请准予赐死”的“呈文”交上去后，就石沉大海。

　　1967年5月6日早晨，张菼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为他准备了一瓶开水，就上班去了。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菼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菼芳奔回家后，发现82岁的公公浑身早已冰凉。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来不及穿就溘然长逝了。在当时的情形下，家属不可能把遗体送到医院去查明死因，只好匆匆销了户口，火化了事，连骨灰匣都没敢拿回来。

　　(《回望周作人——知堂先生》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文洁若文)

责任编辑 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