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改革，不仅仅是税收本身的调整。税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关系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表示，燃油税改革已有初步方案，但需要择机推出。谢旭人同时指出，在总结东北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今 年将继续深入研究增值税转型改革方案在全国的推广。

　　与此同时，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日前表示，中国统一内外资所得税税率已经迫在眉睫，不能再拖。紧随其后，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上也表示，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时机已经成熟。

　　信号已经发出。我国新一轮税收体制改革已箭在弦上。

　　两税并轨呼声的启示

　　任何制度或政策，都有其推出的目的和发挥作用的环境基础。因此，制度或政策往往也要择机而动，否则就有可能适应不了新的形势。

　　例如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差异问题。目前，在华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名义上为15%，加上其他优惠，实际上只有11%；相比之下，中国一般内资企业的平均税负高出一倍，税负最高达33%，实际税率约22%。

　　应该说，当初设定这样的区别，也是有道理的，是为了最大程度吸引外资。而如今，外资这种“超国民待遇”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正逐渐显现。内资企业税负比较高，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政策歧视。税负不均，成本不同，直接带来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差异，进而导致企业行为扭曲，部分内资企业于是扮演“假外资”，利用各种手段“出国晃一圈”后以外资或者合资身份到国内投资办厂。同时，外资企业中也不乏专程享受“优惠”的逐利者。

　　随着中国进入“入世”后过渡期，我国市场加速开放，各种类型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更趋激烈。有专家认为，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改革更加迫切。改革背后，折射的不只是内外资企业税负不均的不公平竞争，更是隐含了加入WTO后，市场对“国民待遇”的重新解读，对公平的深切呼唤。

　　内资诉求“公平的起点”，外资将告别“免费的午餐”———于是，2005年开年不过一个多月，市场对于税制改革的呼声就热烈起来，两税并轨只是其中一个缩影而已。事实上，目前有关税制改革的关注已“热”动全身，燃油税开征、增值税转型、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整等，都是在呼吁“更加公平与合理”。这正是新一轮税改的意义所在。

　　税收高增长的契机

　　在关注税改同时，去年我国税收出现的高增长也是当前的眼球中心。这不是巧合。

　　近年来，我国税收一直保持了高增长的态势。2004年全国税收表现更让人眼睛一亮：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全国收税25718亿元，比2003年增收5256亿元。税收总收入和增收额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是近年来增长最快、增收最多的一年。

　　且不说整体税赋水平的高低。税收收入高增长，为各项工作的开展留出了较为有利的空间，也为新一轮税改创造了条件。

　　经济增长、政策调整、加强征管，一直被用来解释税收高增长的原因。专家分析，这三个因素，除了经济增长，其余两个因素均是不可持续的。政策不能随意调整，加强征管更有一个限度。现行税制从1994年实行至今，税收实际征收率已提升了大约20个百分点，再提升的空间已不大。

　　去年，政策调整因素大部分为物价上涨所替代，税收增长更多来自经济的增长，这一增长是可持续的。以经济增长带来的增收来支付改革成本，无疑是新一轮税改的最有利的时机———不仅仅是支付成本的保障，也是信心的保障。相反，在目前我国税收收入增幅最大的时期，倘若不做相应安排，税收高增长和政府支出可能存在的不适当膨胀之间也会形成一列“直通车”。所以，抓住这个契机，无论是对税制改革，还是对税收本身的持续增长都是有利的。

　　随着宏观经济环境变化，目前，连续实施6年之久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所调整。在由“积极”转向“稳健”的过程中，长期建设国债收入投向，正在由以往基本定位于重点基础设施建设扩展为三个方面，即在建工程续建、致力于实现“五个统筹”和支持重大改革举措出台。而在各项拟议进行和亟待进行的改革中，税制改革无疑是相当重要的。

　　时机与风险的博弈

　　“现在是税制改革最好时机。”不少专家这样评价。

　　税收高增长，带来税制改革契机。今年以来财政政策从积极向稳健的调整，则给了税制改革重大支持。稳健的政策取向是中性的和温和的，将为改革的稳步推进创造更为适宜的外部环境。

　　过去的一系列改革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改革的稳步推进需要积极的买方市场。从目前的市场供求关系看，我们恰好面临着一个积极的买方市场，不论是投资热情还是出口热情，需求积极性都高，整体经济处于一个持续高增长的平台上，市场总体兴旺繁荣，改革具有比较坚实的基础。经历了长期的探索和研究，目前各种税改方案逐步浮出水面，一些试点也在顺利进行之中。改革条件正慢慢成熟。

　　任何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总有一个过程。其间也避免不了时机与风险的博弈。

　　即便是最好的时机，新一轮税改仍会面临风险，要付出一定代价。例如，成本的代价，像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按照市场普遍预期，税率将统一调整为20%来征收，全年税收收入则将减少1500亿元至2000亿元。又如，利益的代价。作为经济社会调节的杠杆，税收制度追求的肯定不是绝对公平，而是相对公平，这也意味着必然会有一小部分利益体利益受损。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如此，燃油税开征也如此。另外，人们也担心，税改中某些税率的降低或提高，会刺激某些行业投资过热，抑或打击某些产业的发展，比如燃油税开征，汽车消费成本增加，就会间接影响车市销售。此外，也有一些不可预计的风险，像国际油价居高不下，也是目前燃油税择机推出的主要阻力。

　　改革不可能没有代价，但延误改革代价也许更为沉重。我们的身边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我们的沪深股市。1994年上证指数最低跌至325点，以及1999年市场的再陷低迷，均是解决股权分置问题的大好机会，但结果都被一一错过。而今，股权分置已成为股市顽症，市场始终无法摆脱这个阴影，我们也因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股市经过近6年发展又回到了起点。

　　新一轮税改是否正当时？权衡利弊，在机会与风险之间进行效益最大化的选择，相信不难作出判断。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