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正规统计口径中没有“中产阶层收入”项目

　　针对媒体报道国家统计局相关调查确认我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标准，国家统计局有关负责人昨日表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相关数据。

　　昨日，有媒体报道称，国家统计局城调队一份抽样调查显示，6万元-50万元是我国城市中等 收入群体家庭年收入标准，到202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将由现在的5.04%扩大到45%.国家统计局新闻处相关负责人明确表示，国家统计局未公布过这一数据，在正规的统计口径中也没有“中产阶层收入”这一项目。她不排除统计小组或个人进行与国外类比研究得出相关数据，但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其数据的准确性和真实性无法评价。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认为，不应人为制造中产阶层。现在财富问题很敏感，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问题更值得关注。

　　夏学銮说，从长远看，关于中产阶层的统计是有意义的，但应等到多数人生活状态良好的时候再进行，而且关于中产阶层的评价标准应该多元化，兼顾财富、权力、声望等。

　　衡量“中产”不只是“收入”一个标准

　　近几年来，“中产”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不过，究竟什么是“中产”？”中产”具有哪些标志？中国有多少“中产”？又众说纷纭。国家统计局城调队的一份抽样调查则提出了另一个标准：年收入在6万元到50万元之间。尽管国家统计局称这个数据未正式公布，但可以预料，这个标准肯定会引起争议。

　　事实上，试图通过精确的数字来描述一个群体，或试图用一个标准来描述一个群体，本身就存在方法论上的偏差。在社会研究中，越精确的方法，反而越容易遮蔽现实。比如，以收入来界定中产阶层，吸引人们把注意力投向这个群体的金钱收入，而忽略了“中产”的其他特征，比如，职业特征、自我角色意识、社会声望、公共活动，尤其是其精神状态。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个新的阶层逐渐形成，并不断扩大。这个群体包括企业的管理层和白领工作人员、中小企业家、政府雇员、专业群体(比如医生、律师、IT工程师等等)、自由职业人员等。他们是市场扩展、深化和社会逐渐发育的产物。

　　除了中小企业家群体略为特殊之外，这个阶层的特征也相当显著的：他们普遍地依靠其专业知识获得中等以上以至较高的收入，并维持了一种体面的生活。他们是消费的中坚，汽车、房地产、旅游、文化、图书等新兴市场是由他们支撑的，他们引领着时尚潮流，也被时尚所主宰。

　　当然，他们的精神状态也自成一格。他们有房子有车(尽管都贷了款)，普遍地对自己的收入和地位还算满意；他们是靠自己的专业才能而获得不错的收入和地位的，因为，他们相信个人奋斗，相信依靠自己的努力，可以不断地改善自己的境遇。

　　因此，有点保守，但也不拒绝变革，他们倾向于追求稳定基础上的变革；在权利遭到侵害的时候，通常会诉诸温和的、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在遭遇利益冲突的时候，追求理性的谈判，并且可以作出妥协。他们具有权利观念和公民意识，同时也知道如何以理性的手段来表达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

　　“中产”的法律精神与理性气质，在近几年的城市业主维权活动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中产”也在改变和塑造一种健康的社区自治网络。近年兴起的环保活动、志愿者活动，也都是中产群体发起、推动的。“中产”因为受过较多教育，具有较为开阔的视野，也就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意识，他们也普遍地会以建设性心态参与社会和政治。

　　正因为此，学者们普遍希望中国尽快进入“中产”，即“中产”或中等收入群体占到人口的大多数，而目前，这个阶层还只占到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事实上，至少从统计的角度看，发达国家也确实都是中产社会。

　　不过，如何扩大“中产”在整个社会的比例，显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需要更深入的市场化改革，“中产”是依托于市场体系的；需要更多的人有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大学文凭似乎是“中产”的入场券；而这又需要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创造出更多知识型工作岗位。当然，最大的挑战在于，农民如何实现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中产”化。

　　就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的治理来说，也需要面对中产群体不断扩 大的现实，而徐图改进。比如，政府究竟如何管理新形成的社区，如何以业主自治为基础塑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恐怕需要政府转变管理模式。一个逐渐扩大的理性的中产群体，也需要政府给予理性的回应，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官民互动格局。（记者申剑丽）

　　特约编辑：舒薇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