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中国经济全年走势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至少应该做到：周期分析与年度分析相结合，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基本分析与随机分析相结合，增长分析与发展分析相结合，速度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规模分析与安全分析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教授顾海兵近日在接受中华工
商时报专访时指出，2004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速度将高达10％，甚至更高一点而接近于11％，高于1995年的10．5％，成为近10年来最高值。
顾海兵说，判断中国经济全年走势的关键是要有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的方法至少应该做到：周期分析与年度分析相结合，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相结合，基本分析与随机分析相结合，增长分析与发展分析相结合，速度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规模分析与安全分析相结合。顾海兵对此作了具体说明。
周期分析依据198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率的周期波动分析，我国经济周期大体上在10年至12年，2004年属于第3个周期的上升期。因此其增长率应不低于2003年9．1％的水平。
政治分析中国经济在年度波动上受政治因素影响。所谓政治因素是指5年一次的党代会、人代会以及五年规划。从统计上看，一般每届党代会的最后2年与人代会的第3、4年如1995年－1996年及2000年－2001年经济增长率较低，低于9％，其他年份高于9％。因此，2004年经济增长率应不低于9％，估计在10％左右。
基本分析中国经济的走势虽然受各种随机与偶然因素影响，但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巨大，经济成分多元，地区差异丰富，世界经济环境相对稳定，社会矛盾虽然并不很轻，但并未达到尖锐程度，甚至有所减弱，至少可以说是稳定的。据经济日报2004年8月12日报道，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6％，仅比去年同期回落2．5个百分点。尤其是行政性宏观调控，其来势猛，但持久性弱。因此，从基本面看，中国经济在2004年没有理由不稳定增长。
制度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发展并不涉及制度，但制度对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决定性作用首先表现在改革初期。长期的计划经济制度压抑的能量加速度释放了，如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农村的联产承包。其次，当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由半市场化制度转向市场经济制度，如果制度实现了转型，则其蕴含的能量又将大幅度释放，但如果制度没有突破，陷于计划体制与市场体制的相持阶段，则生产力的发展将是有限的，甚至是停滞的。也可以说，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作为制度的标尺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我国市场化改革可以说刚刚及格，虽说对于仅仅20多年的改革而言，这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但切不可高估自己。从这一点出发，中国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易于受到行政性因素的影响。这种影响在经验上往往表现为逆周期，即经济已经过热了，它进一步加热；经济已经降温了，它进一步制冷。从一定意义上讲，2004年这一次宏观调控也稍嫌偏迟。宏观经济的过高增长已经触发了资源瓶颈。从这一点说，部分产业会降速过猛。当然，总体影响不是很突出。这一方面是因为行政调控已经层层磨损，另一方面市场力量已经雄起。因此，2004年经济增长速度既不可能低于9％，也不可能高于12％，中国的改革或市场化越来越趋于渐进式。
安全分析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当人均收入增长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其规模效应突出。比如不考虑购买力平价，也不考虑历史上人民币对美元的高比价，仅以现行的8．2元多人民币折为1美元计算，当我们人均GDP达到500美元时（1994年），全国GDP总量就达到6000多亿美元，超过俄罗斯而位居世界第八；当我们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2002年），就可位居世界（并列）第五。因此，这样的规模就不可能不使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突出。作为大国，必须实施大国战略，必须强兵富民，必须独立自主。在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国外国内各种因素，我国经济的外向度很低，外贸很小，1978年以前，年外贸总额最高的1975年也仅有147．5亿美元，1973年以前仅20亿至60亿美元，外资更少。但改革开放以后，外贸外资发展迅速。外贸2003年突破了8000亿美元，2004年预计突破10000亿美元；外资每年都在500亿美元左右。简单地按官方汇率计算，外贸与GDP的比率高达60％，在人口超过1亿的大国中是最高的，外资与资本形成总额的比率也在10％以上，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外资含港澳台企业所占份额高达30％，如果考虑技术含量，则对我国工业的影响力可能在1／2以上。考虑到我国GDP中工业占一半，则我国GDP的至少1／4已经直接被外资控制。如果考虑发明专利的数量与质量，我国经济的自主能力或自我控制力恐怕只有1／2左右。应该说这是相当有风险的，这种风险在平时是看不出来的。强调这一点并不是否定开放，但开放不是放开、放松，更不是给予超国民待遇。从2004年看，我国的经济安全方面没有什么大的动作，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出口退税的分担调整都是比较温和的，由此比较有利于我国经济的规模扩张。（曲力秋）
特约编辑：部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