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阳区流亭街道有27个行政村，村村有外商，来得最早的、投资额最大的、外商人 数最多的当数韩国，于是在流亭街道上发生了许多中国人与韩国人交往的故事———    　　

　　文／本报记者张羽　　　　　　　　

　　如今，青岛有五千多家韩资企业，有5万余韩国人。青岛实际利用外资中的 45％来自于韩国资金。韩资、韩国人构成了一股“韩流”，推动了青岛经济的发展。住在流亭街道上的韩商林永喆，堪为这股“韩流”的“急先锋”，他见证了这股“韩流”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1989年，林永喆所在的企业———青岛托普顿电器有限公司，是山东省第一家韩国独资企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劳动力不足，人工成本增长，当时一个韩国工人的月收入相当于一个中国工人的20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要特色的韩国企业开始积极向外拓展，东南亚及中国大陆成为他们转移工厂的主要区域。

　　当年，林永喆所在的企业也积极在海外投资办厂。他们最先投资于泰国，与泰国企业搞合资。但由于两国之间较大的文化差异，合资夭折，韩方撤回投资。

　　1989年，他们选择了青岛。“选择青岛主要是从地理位置思考。”林永喆说，但在最初的几年中，林永喆却为交通伤透了脑筋。

　　当时两地没有直航，每次回韩国都要绕道香港。但最头痛的是原材料运输供应的困难。最初一年半里，公司往往是开工半月，停工半月，因为原材料在两国运输途中转运通关就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工厂不得不停工待料。

　　林永喆非常着急，总是找外运公司查寻货轮到港时间。但当时青岛人服务外商的意识和体系还不像今天这样周到热情，常常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也不清楚。”

　　到1991年，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中韩通航，从韩国运出的原材料一周即可抵达青岛。

　　作为流亭第一家韩资企业，林永喆有着比其他韩商更丰富的阅历。一开始，给工人制定工资标准，韩国人没有经验，也没有先例可寻。于是青岛市劳动、物价等六部门负责人到厂里来开现场办公会。在韩国，工资结构非常简单，而在中国，每个工人的工资条里竟然有十几条细目，副食品补贴、取暖费、妇女生育费等等，林永喆觉得挺新奇。最后，经六部门核准，终于制订了韩资企业第一个工资标准。这对后来的韩资企业在青岛投资发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招工，也让林永喆印象深刻。当时，外资企业很少，当地人非常羡慕外企，所以招工时，许多人托人向韩商说情，要求进厂当工人。林永喆说，第一批工人中，不少人是有来历的。但到今天，招工已经有些困难了。在城阳，就业率是98％。外来打工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0万，比当地人还多。即使如此，依然不能满足一个接一个开工的外资企业用工需要。如何管理中国工人，林永喆也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开始，韩资企业用韩国管理者管理生产，结果发现问题不少。“韩国人都是急性子，与中国工人之间常发生摩擦。”林永喆说，后来他们开始用中方代表管理生产，效果非常之好。

　　现在，在流亭的韩资企业，几乎家家都有一个极其重要、又非常特殊的人，叫中方厂长。中方厂长往往是由企业所在村庄的村干部推荐，他们深刻地认识到，引进外资对村庄前景、对改善村民生活的重要性。他们真心实意地要帮外商把企业办好。林永喆每年都把厂里的中方管理者送到韩国轮训或是旅游，时间长的一两年，短的一两周，总共送去了二十余人。从韩国回来的这些中方管理者与韩商之间的沟通更加容易，相互理解更加深刻了。林永喆如此，在流亭的不少韩国人都有在村长家被灌到桌子底下的经历。

　　韩商与当地人的友谊在这些年中经历了考验。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时，流亭街道在危难之中向韩商伸出援手，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减缓税费，实实在在为韩商着想，帮助韩资企业渡过难关，“我们好感动啊！”林永喆代表企业每年向当地小学捐助3万6千元，以表心意。

　　中韩两国人在一个街道上生活久了，通婚的情况也出现了。林永喆手下的一个韩国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当地姑娘，结了婚。流亭近两年出了好几对这样的中韩婚姻。林永喆自己也早已把妻子接到了青岛，他们在青岛有了三个孩子。有着与林永喆相同生活经历的韩商多了起来。目前，在

　　青岛市中小学就读的外籍子女共有1600多人，其中韩籍子女就有1400余人，约占90％以上。于是，林永喆的妻子改了行，开起了幼儿园，专门招收韩国孩子，生意不错。

　　韩商多了，流亭街道也因此发生了变化。在这里出现韩商一条街，街上有韩国人开的酒吧、洗浴中心、医院、商店、饭店……商家是韩国人，顾客也以韩国人为主，连各个店里的大小招牌也是清一色的韩文。林永喆说，刚来青岛时，生活很不方便，不仅语言不通，出门几乎没有什么娱乐和消费。现在，林永喆本人成了“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在韩商一条街上，他真的有了“宾至如归”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