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卫军将我们的专访约在西单附近的北京中国会进行。这是一处幽静、深邃的四合院。距我们约定的时间还差一分钟,吴卫军从容到来。
一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向我们讲述自己的成长之路。作为金融服务领域的专家,吴卫军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体系的改革和快速发展,他曾参与中国银行香港的重组,并且是中国金
融体系改
革的积极推进者之一。或许是因为这些经历,他看问题的眼光往往很“高”,言谈话语并不局限于一己的成功和个人的感受,而是经常会提到“祖国的经济发展”、“城市的未来规划”、“金融机制的建立”、“社会的和谐发展”等字眼。
这让我逐渐意识到,我自己或者大多数人对于“精英人物”的看法,或许应该抛开那些对于浮华的遐想,更多地看到他们作为社会中坚力量所担负的责任。印象最深的是他讲道:“我们这个年龄阶段正好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可以做很多事情,专业方面要再求得进一步发展,社会公益事业要投入力量,家庭的责任要尽力承担。”作为两个孩子的父亲,他说有一种感受他无法用语言概括,只能描述——当他早上坐车从东直门经过的时候,看见马路上有一位妈妈骑着自行车带小孩去上学,他的心头会不由自主荡漾起一种父爱的温馨。
吴卫军,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1989年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研究生毕业,加入普华永道,1992年获得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会员资格。他先后在香港、上海、纽约、悉尼、北京的普华永道工作,在12年里经历了从培训生到会计师、经理、高级经理,到合伙人的成长。今年5月,他入选ACCA全球理事会,成为36名委员中第一位来自中国内地的人士。
穿白袜子的普华永道“学徒”
谈起自己的成功历程,吴卫军把最初的起步归于幸运。1989年底,刚刚来到中国的ACCA和普华永道(香港)公司向国家财政部提出一项计划,双方联手为中国培养一批国际化的会计专业人才。当时,普华永道(香港)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在招聘时提出了三个简单的条件:大学毕业;年龄不超过26岁;懂英语。机会垂青有准备的人,吴卫军从选拔中脱颖而出,作为三名“种子选手”之一来到香港,一边在普华永道当“学徒”,一边备考ACCA。
“这位普华永道的合伙人在与财政部领导谈话时提出,培养一个国际认可的会计师人才,需要12年到15年的时间。当时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现在回想起来,我理解这位合伙人的意思是,在一个复杂的资本市场中,一个有自信的、一个能够解决客户比较复杂的商业问题和会计问题的、能够在世界一流的董事会当中发挥一个独立的审计师作用的会计人才,真的需要12年到15年的时间来培养。”
15年前的吴卫军并没有意识到,他已经幸运地站在一个国际专业人才的成长阶梯上。“我穿着白袜子去香港,到最保守的会计师事务所上班。在那之前从没有人告诉我什么是穿衣礼仪。是香港公司的合伙人教我,应该怎么穿衣服才会显得自信、得体,把我从一个毛小子改造成为自信的会计师。”
以ACCA为起点,在会计这个专业领域里打磨了15年,有了15年的不断学习和经验累积,今天的吴卫军已经能够在世界一流的董事会里,自信地告诉客户:你的财务缺陷在哪里?公司的关键绩效指数如何与股东价值联系起来?什么是良好的公司治理?这其间他拥有一段不寻常的专业发展历程。
10年的国际“游牧”生涯
1992年,吴卫军在香港考完ACCA的全部课程,取得了一块会计师行业的“敲门砖”;他也结束了普华永道的三年学徒生涯,“出师”了。
很快,他被派往上海工作。当时普华永道在上海的公司一共只有7个人,吴卫军在其中起到一种承上启下的作用,带领几个新招的“学徒”。那两年,正是国内金融业迅速发展时期,信托投资公司风起云涌般出现。“我们的合伙人看到,未来中国最缺的将是金融人才。同时,他预言,信托投资公司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监管的话,将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包袱。我不明白,发展形势大好的信托投资公司怎么会成为包袱呢?”
这位合伙人意识到吴卫军需要进一步打开视野,于是精心为他安排了到国外金融市场历练和学习的机会,吴卫军因此来到纽约的普华永道。在华尔街,他把100%的时间都用来了解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运作和金融企业管理。两年后,因为认识普华永道在澳大利亚的一个合伙人,他又前往悉尼工作了三年,进一步加深了对世界顶级银行金融运作和资本市场规范了解。
“风筝”的选择
从北京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从上海到纽约、悉尼,吴卫军逐渐被打造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级专业人才。与此同时,因为每两、三年换一个地方,他的家变成了“游牧家庭”。
“在国外,我们拥有了带两个停车位的房子,我太太喜欢这样的生活。而我面临着选择:是继续在别人的国家里过这样一种生活,还是回到自己的国家里,体验经济建设过程中的种种希望抑或痛苦?”把他从上海送出国的那位合伙人,后来成为普华永道中国内地和香港地区的CEO,始终与吴卫军保持着联系,经常问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飞了一大圈,却始终围绕祖国这个中心在转,就像一只风筝,不管飞到哪里,线始终在国家发展的巨擎上。我的指导合伙人给了我一个目标,给了我一种归宿感,一种使命。”
1999年,在一种力量和使命的感召下,吴卫军回到香港。在那里,他参与了中银香港的重组,国外多年所学的知识在香港的资本市场上得到了锻炼。三年后,他从高级经理的位置晋升为一名合伙人。因为认识到更大的机会是在内地,所以去年10月,他毫不犹豫地又把家搬到了北京。
“在北京,投身于激动人心的国家经济改革中,我充满向往和激情。同时,也时刻知晓自己要进一步影响他人、回馈社会的责任,我更贴近祖国经济发展的脉搏。”
他眼里的五个城市
浙江人吴卫军像大多数南方人一样,感受非常细腻,他对经过的每个城市都有难以磨灭的独特印象。
香港:繁华灯火
1989年初到香港,我住在一个36楼的公寓里,晚上,兴奋地从窗户里看出去,外面是一个灯火辉煌的城市,非常繁华。香港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地起到了示范作用。香港的经济发展依赖一个良好的法制和金融基础设施,这一点是我在专业成长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的。
上海:好学的人们
1993年初,我在上海为一个合资药厂做审计工作,每天搭公司班车到很远的闵行区上班。我发现车上的每个人,从20多岁到50多岁,都拿着英语书在学。我觉得这个城市非常有潜力,因为它的人们很好学,有很强的知识更新和自我培养的愿望。上海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经济体系,印证了这一点。
纽约:财富的聚集和散去
华尔街其实是一条狭窄的、不起眼的街道,它的起点是一条河,终点是一个坟场,中间横跨百老汇。让人很容易产生联想,因为河是生命和财富的象征,坟场则是生命的尽头,百老汇象征着名利场,什么都可能发生。
我很不喜欢纽约,因为它很高傲,而且让人很压抑,但是我在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在华尔街,我看到了一年可以挣1000多万美元的金融投资场所的交易员,也看到带着小孩在寒冷的冬天清早在街边卖花的新移民。从这当中我深刻感受到,财富的聚集有赖于金融机制的建立,金融体系的有效性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根本的基础。
离开华尔街的时候,我所认识的那个一年挣1000多万美元的交易员,因为亏了银行的一亿多美元而受到调查。这又让我对金钱的认识受到一种启发和警示,财富必须在公平的原则下取得,在获得财富的同时不能忘记对社会所负的责任。
悉尼:向往的生活
悉尼是一个非常悠闲的城市,注重生活质量,又很有工作效率。虽然不像纽约那样大波大澜,但资本市场的发展非常有深度,对国际会计制度的执行都走在世界前面。
北京:包容大气
北京是全国的政治、经济、金融、文化中心,相当于伦敦和东京,有很多机会,人才济济。但人们比较容易浮于谈论,需要的是对工作更为严谨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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