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小舰队”经由空军宣判的12人中，大部分服刑期满，由地方发给生活费，并按规定都交地方公安机关执行。

    在改革开放后，趁早“下海”的李伟信，现在生活过得很不错。看来林立果选的这位“外贸部长”还真是有点经商头脑。据说郑兴和也是“下海”经商去了。许秀绪现在 住在亚运村，因为曾经是技术干部出身，释放后自谋生路，搞起了电器维修，与妻子复了婚，家中很早就安装上了空调。

    朱铁铮的女儿大学结业后去了美国，不知他现在是否也在异国他乡。

    陈伦和是宣判后惟一一个申诉过的罪犯，最高人民法院经核查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来作为“小舰队”代表理应进入“两案”10名主犯行列的王飞，是原空军副参谋长，当年林立果到空军时他还是空司办公室主任。从吹捧林立果到参与“两谋”，他比后来定为主犯的江腾蛟掺和的事情要多一些，像部署南逃并另立中央的会议就是他按林立果的旨意一手搞的。王飞在空军中民愤最大，原本是无可争议的“小舰队”代表，理应去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受审的，可是他在1974年就开始大喊大叫，说是患精神病。正因为如此，才改由江腾蛟代表“小舰队”作主犯受审，出现在“两案”审理的法庭上。

    20年过去了，王飞因精神病保外就医，实际上很快就治愈了。由于已经过了追诉期，总政报经江泽民主席批准，签发意见交由空军安置。今天的王飞在北京某处的一个研究所分了三居室的一套住房，在空军总医院治病，三个儿子都在北京，均事业有成。

    江腾蛟成了臭名远扬的主犯，“名气大”，比王飞安排得好。据说某市体委给了一套房子，他过得很安逸。

    审判结束后，也发生了一段小插曲———还有一个上了“57l工程”纪要的人没处理。审判林彪、江青“两案”10名主犯的消息，媒体广为宣传报道之后，送往各地农场监督劳动的人纷纷提请申诉，要求重新审理，李松亭便是其中的一个。

    “九·一三事件”之后，一批中央直管的收审人员，被秘密押送到了山西，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李松亭。李松亭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说他大名鼎鼎，那是因为他在《“571工程”纪要》上留下姓名。

    在劳改农场看了报纸后，李松亭连连向上级机关申诉说自己是冤枉的，无缘无故被关了将近10年，实在不知为了什么。山西省公安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中央送过来的，当时任副主席的汪东兴批“送山西监狱农场劳动改造”，其他材料一页没有。山西省公安厅的人只知道此人问题严重，不许问，不让死，劳动改造就行。后来这个李松亭闹得更厉害了，干脆绝食。山西省公安厅实在没办法了，上报公安部，公安部报经中央批准交给了总政，总政只好将连他在内的25人送交原单位重新进行复查。

    李松亭原来是上海空四军气象处的处长，“文化大革命”时，王维国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分管公检法工作，便派他担任上海市警卫处处长，负责上海市首长及中央首长抵沪的安全警卫工作。

    当年，林立果就是在警卫处所管的小楼上与“小舰队”成员密谋拟订了《“571工程”纪要》的。王维国布置李松亭，对林立果的招待要“最热情、最周到”。王维国知道林立果爱吃螃蟹，而林立果到上海时已是3月，吃本地螃蟹不合时令，于是李松亭想办法去苏北搞来螃蟹，林立果吃得很是称心满意，赞扬李松亭这个人好，认为他可靠。由于他们知道李松亭是能接近毛泽东、张春桥的警卫处长，所以在起草《“571工程”纪要》时来了一句“让李松亭去干”。这样，李松亭稀里糊涂就成了“小舰队”的成员。

    实际李松亭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一个老实本分的干部，对毛泽东同样有深厚的感情。可怜的李松亭从此倒了大霉，“九·一三事件”后在上海主管清查的王洪文对他咬住不放，极尽逼供之能事。但李松亭是个认死理的人，他确实对林立果一伙人干了什么一无所知，更不知道“571”是个什么东西，他能详细提供的供词就只有林立果他们吃了什么、住得如何。王洪文折腾了好一阵子却一无所获，李松亭就这么糊里糊涂被关进了监狱，以后又由汪东兴批示送山西劳改农场监督劳动。

    经复查，李松亭最终被无罪释放。肖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