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9日召开的“中日留学研讨会”上，日本大使馆签证处长斋藤说:“我们的签证率在28%左右。”

　　在离东京200公里的福岛大学，今年已经上了硕士二年级的中国学生丰海霞给自己在横滨的大学同学写了一封信，托她去内外学生中心为自己提交一份求职 申请。

　　日本的硕士只读两年，修完学分，通过了论文就可以毕业。一上硕士二年级，所有学生有两件事要做:一是要准备硕士论文，二是要开始找工作。

　　电脑时代，任何人都能在网上扒扒，一夜之间写上几万字的论文，但在日本，硕士指导教授要学生在几月以前完成论文纲要，在几月以前去调查，完成调查报告，在几月以前交出论文，最后交正式论文等，都是按计划办的。写出一篇硕士论文来，不和老师来回探讨数十回，那能算是学术论文吗?在日本基本上看不到口试那天老师才读论文的现象。

　　找工作首先要有一套朴素大方的套装，一个价格适中的公文包。要向众多的企业推销自己，通过同校同学会、靠老师的介绍，才能找到一份工作。进大企业工作，并不是完全靠考试，老师、朋友的介绍(通常有担保的性质)很重要。

　　日本大使馆签证处处长斋藤告诉《瞭望东方周刊》:“2003年，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的就职率为10%左右，将近90%的留学生因为找不到工作，要回到中国。”

　　日本的文科大学不给博士学位

　　王岩，44岁,回国1年有余，并没有实现去中国的大学教书、研究的美梦。

　　王出身于工人家庭，把做学问看得比什么都重。29岁那年，他兜里带着从中国银行兑换的4000日元，加上和单位同事借的3万日元，只身来到东京，上硕士,读博士，进总理府学术会议任书记，30多岁当教授，干到了40才猛回头，想到该回国效力了。

　　“凭着自己在国外的教授职称，觉得回国找一所大学教教书，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王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但日本的文科大学都是不给博士学位的，王也没有博士学位。找工作是从上往下开始的。起初王还比较有信心，从网上找了几所高校发去了应聘书。没有博士学位，当然进不了一流学府。以后给研究所、给一般院校发应聘书，也还是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我41岁那年收到了一个研究机关发来的回信，说:‘老王，你太老了，专业也不适合我们这里的研究方向’，从此我罢了去当教师、学者的心。”王说。

　　去日本留学得不偿失。在大学读书，一年的学费要100万日元(约人民币7.5万元)，生活费也要150万日元。大学4年下来是人民币70万元，两年硕士要35万，读3、4年博士，再花上70万元。学是能学不少东西，就是回国不能进学府或研究机关工作。去日本留学前算一笔账，真能下决心的人估计不多。

　　在日本，书读多了，能去普通企业工作的路就窄了。日本大学生的就业比率和中国差不多，也是70%多一点，但中国留学生的就业比率特别的低，原因和读书太多有关。

　　“小朱太年轻”

　　中国留学生朱霞今年22岁，在名古屋的名城大学读经营学硕士二年级，也就是人们常说的MBA，再有半年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但朱5月回到了老家镇江。她已决意不再回日本，要在老家嫁给比自己岁数小一点的大学同学。

　　朱在电话里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早点回来早稳定。

　　名城大学在日本算不上是名校，但也在文化科学省(教育部)的排名中，能挤到700多所大学中的前20名中去。朱霞能顺利地考进那所大学，她的朋友王岩费了不少气力，包括考前准备，去名城大学找过去的考题，托在那里教书的自己的师兄关照等等。但没有想到上了一年，再坚持一下就能毕业时，她却萧然回国了。

　　在北京遇到王岩时，说到了朱霞的突然退学回国，王并没有责怪朱霞，只说了句:“也好!”以只有自己岁数一半的年龄回国，总不至于到了中年还找不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现在早就不是“海龟”的天下了，拿到了日本的MBA毕业证，就想回国找一个大企业当老总的时代早已经过去。

　　留学热转凉

　　田村信在福冈有一所日语学校，他今年5月在大连又开了一所日语学校。

　　《瞭望东方周刊》去看了田村的新校舍:像日本所有高中学校一样，进了教学区要脱鞋，把鞋放在鞋箱中。除了教室、会话室以外，这里还有一间铺了榻榻米，有小桌子供大家围着说话、聊天的谈话室。榻榻米上的坐垫，是田村一个一个从日本直接带过来的。墙上的地图、日历也都是田村从日本直接拿来的。猛一看，这里像是一所纯日本的学校，但就是办公柜台里还堆着几万份招生广告，学校的生源似乎有些困难。想不到在留日热潮最高的大连会有这样的景象。

　　这里有去日本进修的补习班，也有为日资企业培训日语人材的进修班。在办学上校方也动了不少脑筋，但招学生来这里学习却不那么容易。田村对记者说:“今年可难了!申请去日本留学的签证发生了变化，要想拿到日本留学签证，现在实在太难了。”

　　日本在1983年提出了吸引10万留学生去日本留学的计划，那时日本的留学生人数为1万人左右，1993年大概达到了5万人，去年才实现了10万人计划。日本和美国等国比，留学生数量并不高，但问题却不少:首先是留学生的人数偏重于中国，2003年留学生中，65%来自中国，15%为韩国，这两个国家加起来就达到了80%。过去，王岩去日本时没有带多少钱，一开始就准备在日本打工上学的，日本却给了他签证。如今不少中国人富裕了，能自己拿钱让孩子去日本留学了，但日本却关紧了大门，想进去十分的困难。中国人太多，日本想把中国人的比率降下来。

　　日本大使馆把话说得十分清楚。5月29日召开“中日留学研讨会”时，签证处长斋藤说：“我们的签证率在28%左右。”最近日本对中国学生的签证控制很严，一说是福建或东北人要去日本，签证处的官员就特别小心。因为福建、东北的中介公司特别高明，做出来的申请书，简直滴水不漏，面试时那里的人做自我介绍时，能把日语说得非常流畅，但考官指指手腕上的手表问“这是什么?”，考生竟听不懂考官的问话。“很多考生连日语字母都不会写。”斋藤说。

　　能在签证率很低的情况下出国留学，实际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田村难就难在这里了。

　　今年北京的大学生就业率在70%左右，找不到工作、考研或现在就开始办留学的人不在少数，28%的签证率使不少人把赴日留学当成了众多选择中的一个，不那么动真格的。

　　“留日学生不是海龟”

　　王岩不太会喝酒，一小杯啤酒下去，脸已经有些红。和王谈留学生找工作的艰难、谈在日留学的学生有些人看不到前途、谈现在日语学校经营上的艰难，记者无意中也说到:“海龟要成海带了。”王的脸一下子全红了起来，声音也高了几分，说:“留日的学生本来就不是海龟，只有那些在美国拿到绿卡，回国办企业的人才是海龟，留日学生中很少有加入日本国籍的。”

　　留日的人是很难在日资企业中独撑一面的，我们很少能见到中国人在日资大企业的办事处当总代表。就是留日回来到日资企业去工作的人都不是很多。不少人不愿意明言自己的留日经历，在中资企业平凡地工作着。朱霞已进了地方上的一个小企业，开始默默地工作了。

　　责任编辑：原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