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救助站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流浪乞讨者不接受救助。许多市民将这部分拒不接受救助，坚持在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称为“职业乞讨者”。因其成分复杂，对“职业乞讨者”的管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有关专家认为，应禁止和杜绝几类人流浪乞讨。

　　 救助站来去自由

　　据了解，我省17个市现有救助站20处，全部由民政部门管理。流浪乞讨人员即来即助，来去自由。管理人员不准对乞讨人员搜身、审讯、打骂侮辱、限制人身自由。为流浪乞讨人员服务是救助站的惟一职能。

　　据我省即将出台的《关于加强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通知》，救助对象分别为：自身无力解决食宿，无亲友投靠，不享受城市低保或农村五保供养，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

　　虽有流浪乞讨行为，但不同时符合上述条件的，不属于救助对象。对于偶遇被抢、失窃、务工不着，无亲友投靠而食宿等发生临时困难的，在弄清情况后，履行必要手续的前提下，给予救助。

　　在救助内容方面，《通知》规定，要给流浪乞讨者提供符合卫生标准的食物；符合基本条件的住处；站内突发疾病的救治；帮助与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联系；为无力支付交通费的受助人员提供乘车（船）凭证。

　　记者近日在济南市救助站看到，男女受助者宿舍区界限分明，室内清洁，被褥干净划一，设有专门的电视室和餐厅。记者看到受助人员有的在睡觉，有的在洗漱。而救助站院门大敞，受助人员随便出入。

　　济南市救助站平均每天接纳受助人员5—10人。接纳方式分别为救助站主动到市区搜寻，“110”送来和受助者自己找上门来。

　　许多乞讨者不接受救助

　　救助站目前遇到的最大难题是流浪乞讨者不接受救助。前不久青岛市连续多日出动救助车，在街头搜寻乞讨者，欲施以救助，竟全部遭到拒绝。青岛市民政局的有关统计是：分布在全市的流浪乞讨人员中，属于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困难者，需要救助也接受救助的仅占百分之一二。

　　济南市公安局从去年8月收容遣送规定废除以来，对市区乞讨人员进行“救助告知”，迄今告知了300多人，有8成以上被告知者明确表示拒绝救助。据统计，目前常年分布在济南市区的流浪者约500—800名，其中外省的占25％，本省其他市的占50％，本市的占25％。

　　青岛市救助站及济南市救助站的同志都为一件事头疼：为受助人员买了回乡车票，受助者并不返乡，有的甚至卖掉车票继续行乞。有的多次进了救助站，救助人员也多次为其买过车票，但如今还在街头流浪乞讨。

　　许多市民习惯于将这部分拒不接受救助，坚持在街头流浪乞讨人员称为“职业乞讨者”。

　　一些基层救助人员认为，“职业乞讨者”中的成分很复杂，有确遇困难者；有季节性乞讨者，如部分贫困地区的农民，农忙时在家务农，农闲时则出外乞讨赚取部分收入；还有常年在城市，以行乞为生者。

　　按照以前的做法，对这些“盲流”收容遣送，一夜之间就“清理”完了。可现在再进行“清理”就是违法的。只能救助，不能强制。对方若不接受救助，治安警察也无能为力。

　　应禁止几类人流浪乞讨

　　因成分复杂，对“职业乞讨者”的管理也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省民政厅救灾救济处处长张魁中，曾对许多国家的街头乞讨现象进行过

　　考察。他介绍，许多国家依靠了社会组织、民间机构，帮助乞讨者放弃乞讨生活方式，有的志愿者甚至把乞讨者接进家里，和他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长时间对他们“洗脑”，最终让乞讨者放弃流浪乞讨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我们国家还是个空白。

　　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杰认为，乞讨是一种难以消除的社会现象，即使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国家也有乞讨者。我们的社会应宽容，容许这些人的存在。但是，我们要研究的是禁止和杜绝几类人流浪乞讨。一是禁止儿童乞讨。这种年龄的孩子应该接受义务教育，而辍学乞讨对他们自身，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都十分可怕。少年时乞讨，可能会一生乞讨。二是禁止残疾人乞讨。国家对残疾人生活保障力度要进一步加大，政策应该比对城市低保人员的政策更优惠。三是禁止低龄女性乞讨。这个群体自我保护能力较弱，若再受人操纵，极容易从乞讨走向卖淫。

　　有关专家还认为，地方政府在未成年人保护、防止儿童辍学、对残疾人救助及对城乡生活特困人员的生活保障方面负有直接责任。

　　警惕乞讨背后的犯罪

　　最近一段时间，媒体报道过几起外省不法分子雇佣和操纵未成年人和残疾儿童乞讨，从中获取暴利的案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城市居民担忧乞讨行为的背后隐藏有类似的犯罪行为。

　　济南市公安局治安支队的同志对记者解释说，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如果乞讨者在乞讨过程中触犯了刑法，可以逮捕和拘留。如果仅是一些不良乞讨行为，如纠缠、追随、占路拦路，尚构不成犯罪，公安人员只能制止和批评，不能拘押做这些事的人。本报记者　陈中华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