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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海宁市长引咎辞职:遭遇新政治文化 官,不好当了
青岛新闻网  2004-05-17 14:43:55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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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张仁贵是静悄悄地离任的,一起工作多年的部下们说,走时他连招呼都没打一个。2月15日,海宁大火,40人死亡;4月24日,就在中海油、吉林、密云等领导先后引咎辞职后,海宁官员开始私下传说,市长张仁贵也要“下课”;26日,市长递交辞呈;29日,海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30日,市委市政
府正式宣布。

  这是4月中国官员引咎辞职风潮中的一例。当媒体纷纷激赏“官员问责制”、期盼官场气象更新的时候,作为发生地的海宁,百姓的反应如何?官员的真实心态又是怎样?

  5月12日,记者来到这个闻名天下的观潮胜地。

  “撤职”也算有个交代

  在海宁的一个老茶馆里,喝茶搓麻将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讲:“市长?个子小小的,好像做了没多久吧?”“撤职好,也算有个交代。”“也怪不得他,运气不好,叫他碰上了……”

  几乎所有议论的百姓都下意识地用了“撤职”两字,其实,张仁贵是主动辞职的。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以2票反对,2票弃权,16票赞成,通过了他引咎辞职的请求。据说,不少代表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才投了赞成票的。

  事隔两月,海宁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已经从火灾转向了由此导致的“官员下课”———除了市长,市委书记冯水华党内警告处分;事故发生地的黄湾镇党委书记宋新华撤职,镇长许林海撤职;五丰村党支部书记平建华、村长祝福金留党察看一年,职务解除。

  42岁的张市长,嘉兴人,去年当了9个月代市长,今年2月正式出任市长,之前还当过海宁市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一位快退休的官员评价:工作兢兢业业,点子不少;他的属下说:挺有能力,思路相当清晰;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为官正派,不做市长,倒可以交朋友了。

  市长做了一年多,不说其他,招商成绩有目共睹。去年海宁提出“经济重点抓工业,工业重点抓引资”的口号,一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亿美元;今年年初又确定为“招商引资年”,一季度合同利用外资1.5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0%,在海宁的发展历程中颇为罕见。还有一件事为海宁官员们津津乐道———去年下半年开始,还是代市长的张仁贵亲自带队,紧盯着台湾的一个液晶显示器生产项目,十几个亿美元的投资,谁也说不清市长离任会不会影响这个大家盼了一年多的项目。

  市长走了十来天,官员们议论了十来天。有的说,市长走时只跟几个人打了招呼,“有空了来看大家”;有的猜测,市长年轻有为,三个月后准保走马任新职;还有的说,市长回家后,心情挺不好,手机就没再开过———这是事实,记者直到发稿前也没拨通他的手机。

  官,不好当了

  官难做了!张仁贵“引咎辞职”之后,海宁市不少官员都大发感叹。海宁市政协的一位干部说,“升迁凭政绩,处罚看责任,这是惯例,但现在即使不是渎职,失职、指挥失误等直接过错也要受罚,规则变了。”一位正科级干部叹道,“不确定的事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就是‘一票否决’,就算你的工作再出色也没用场了。”

  据说,黄湾镇党委书记、镇长离任前,挨村去道别,当时不少人哭了,连有的遇难者家属都说:“天灾人祸的,怎么怪得上你们呢?”而对于市长的“引咎辞职”,不解和迷茫的情绪更是普遍。

  其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处理意见中,对“责任”有明确说法:“事故反映了当地领导在工作中有薄弱环节”———其一,整治迷信活动场所只重视阶段性专项清理,忽视经常性管理;其二,社会管理、精神文明和综合治理等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其三,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相对滞后。

  “三个问题,确实条条切中要害,”一位多年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官员说,“可是以前谁也没有因为这些笼统的责任而下台的。”另一位资深的老干部分析说,以前干部下台,或有经济问题,或有明确责任,但今后,“当官的不仅要负具体的责任,还需要肩负政治道义上的责任,也难怪有些官员一时不能适应。”

  长久以来,把官员升迁和政绩优劣紧密挂钩的心理已经非常深刻,当官员们发现还需要为政治道义或舆论压力负责之后,不免有些茫然。“因为缺乏对政治上道义上负责任的传统,大家就觉得不可控的因素导致了政治生涯的失败是难以接受的。”当地一位企业家说。

  对于张仁贵的“引咎辞职”,官员们除了有些迷茫,更多的是紧张。如今一有风吹草动,辖区一把手都不敢掉以轻心。近日海宁附近地区的某企业出了个小问题,一把手立即连夜赶赴现场。“以前是不会这么重视的。”当地媒体同仁说。一头是发展,一头是安全,前者管升官,后者防丢官,如今官员两头都不敢疏忽。

  官员要习惯“下课”文化

  记者:最近官员“引咎辞职”不断,媒体大多为此叫好。可在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反应并不像媒体那么热烈,这是为什么?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这说明“问责制”需要把撤职和辞职分开来,并且保证问责过程必须合法透明,现在人们还是把“引咎辞职”当成一种行政处分,而不是个人的自主行为。当然,或许这是因为“问责制”和中国多年来的行政习惯不符,因此一开始会引起一些不适反应,但相信最终能被大家坦然接受的。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对一些官员可能还会产生“消极工作”、“竭力掩盖事故”等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建立一套完整的问责程序,而不是权宜之计,大家将会逐渐习惯,问责制也将会越来越“专业”。

  记者:将升迁和政绩挂钩的社会心理已根深蒂固,一些官员觉得发展的压力已经够大了,现在又要对政治伦理和道义负责,觉得既不解又委屈。

  陆建华:官员有这种压力是正常的,我国缺乏类似的政治习惯。当然,如何负起政治伦理和道义责任也要具体分析,是否要一把手承担,要看事件的代表性,不能硬套。

  毛寿龙:对于官员来说,今后要逐渐习惯对政治伦理以及舆论压力负责的机制和环境,对于“问责制”来说,则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流于形式,沦为作秀;二是矫枉过正。如果一窝蜂“问责”,不建立多重标准体系来评判一个官员,好制度也会走向反面。今后的官将会越来越难做,这是趋势,也是好事。 本报记者 张斌

  编辑 张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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