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张仁贵是静悄悄地离任的，一起工作多年的部下们说，走时他连招呼都没打一个。2月15日，海宁大火，40人死亡；4月24日，就在中海油、吉林、密云等领导先后引咎辞职后，海宁官员开始私下传说，市长张仁贵也要“下课”；26日，市长递交辞呈；29日，海宁市人大常委会通过；30日，市委市政 府正式宣布。

　　这是4月中国官员引咎辞职风潮中的一例。当媒体纷纷激赏“官员问责制”、期盼官场气象更新的时候，作为发生地的海宁，百姓的反应如何？官员的真实心态又是怎样？

　　5月12日，记者来到这个闻名天下的观潮胜地。

　　“撤职”也算有个交代

　　在海宁的一个老茶馆里，喝茶搓麻将的老人七嘴八舌地对记者讲：“市长？个子小小的，好像做了没多久吧？”“撤职好，也算有个交代。”“也怪不得他，运气不好，叫他碰上了……”

　　几乎所有议论的百姓都下意识地用了“撤职”两字，其实，张仁贵是主动辞职的。海宁市人大常委会以2票反对，2票弃权，16票赞成，通过了他引咎辞职的请求。据说，不少代表是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才投了赞成票的。

　　事隔两月，海宁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已经从火灾转向了由此导致的“官员下课”———除了市长，市委书记冯水华党内警告处分；事故发生地的黄湾镇党委书记宋新华撤职，镇长许林海撤职；五丰村党支部书记平建华、村长祝福金留党察看一年，职务解除。

　　42岁的张市长，嘉兴人，去年当了9个月代市长，今年2月正式出任市长，之前还当过海宁市组织部部长、副书记。一位快退休的官员评价：工作兢兢业业，点子不少；他的属下说：挺有能力，思路相当清晰；当地一位民营企业家说：为官正派，不做市长，倒可以交朋友了。

　　市长做了一年多，不说其他，招商成绩有目共睹。去年海宁提出“经济重点抓工业，工业重点抓引资”的口号，一年实际利用外资突破1亿美元；今年年初又确定为“招商引资年”，一季度合同利用外资1.55亿美元，同比增长近500%，在海宁的发展历程中颇为罕见。还有一件事为海宁官员们津津乐道———去年下半年开始，还是代市长的张仁贵亲自带队，紧盯着台湾的一个液晶显示器生产项目，十几个亿美元的投资，谁也说不清市长离任会不会影响这个大家盼了一年多的项目。

　　市长走了十来天，官员们议论了十来天。有的说，市长走时只跟几个人打了招呼，“有空了来看大家”；有的猜测，市长年轻有为，三个月后准保走马任新职；还有的说，市长回家后，心情挺不好，手机就没再开过———这是事实，记者直到发稿前也没拨通他的手机。

　　官，不好当了

　　官难做了！张仁贵“引咎辞职”之后，海宁市不少官员都大发感叹。海宁市政协的一位干部说，“升迁凭政绩，处罚看责任，这是惯例，但现在即使不是渎职，失职、指挥失误等直接过错也要受罚，规则变了。”一位正科级干部叹道，“不确定的事件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一旦发生就是‘一票否决’，就算你的工作再出色也没用场了。”

　　据说，黄湾镇党委书记、镇长离任前，挨村去道别，当时不少人哭了，连有的遇难者家属都说：“天灾人祸的，怎么怪得上你们呢？”而对于市长的“引咎辞职”，不解和迷茫的情绪更是普遍。

　　其实，浙江省委、省政府在处理意见中，对“责任”有明确说法：“事故反映了当地领导在工作中有薄弱环节”———其一，整治迷信活动场所只重视阶段性专项清理，忽视经常性管理；其二，社会管理、精神文明和综合治理等工作责任落实不到位；其三，农村基层文化阵地建设相对滞后。

　　“三个问题，确实条条切中要害，”一位多年从事文化管理工作的官员说，“可是以前谁也没有因为这些笼统的责任而下台的。”另一位资深的老干部分析说，以前干部下台，或有经济问题，或有明确责任，但今后，“当官的不仅要负具体的责任，还需要肩负政治道义上的责任，也难怪有些官员一时不能适应。”

　　长久以来，把官员升迁和政绩优劣紧密挂钩的心理已经非常深刻，当官员们发现还需要为政治道义或舆论压力负责之后，不免有些茫然。“因为缺乏对政治上道义上负责任的传统，大家就觉得不可控的因素导致了政治生涯的失败是难以接受的。”当地一位企业家说。

　　对于张仁贵的“引咎辞职”，官员们除了有些迷茫，更多的是紧张。如今一有风吹草动，辖区一把手都不敢掉以轻心。近日海宁附近地区的某企业出了个小问题，一把手立即连夜赶赴现场。“以前是不会这么重视的。”当地媒体同仁说。一头是发展，一头是安全，前者管升官，后者防丢官，如今官员两头都不敢疏忽。

　　官员要习惯“下课”文化

　　记者：最近官员“引咎辞职”不断，媒体大多为此叫好。可在当地，官员和百姓的反应并不像媒体那么热烈，这是为什么？

　　陆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这说明“问责制”需要把撤职和辞职分开来，并且保证问责过程必须合法透明，现在人们还是把“引咎辞职”当成一种行政处分，而不是个人的自主行为。当然，或许这是因为“问责制”和中国多年来的行政习惯不符，因此一开始会引起一些不适反应，但相信最终能被大家坦然接受的。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主任)：这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新的游戏规则对一些官员可能还会产生“消极工作”、“竭力掩盖事故”等负面影响。但是如果建立一套完整的问责程序，而不是权宜之计，大家将会逐渐习惯，问责制也将会越来越“专业”。

　　记者：将升迁和政绩挂钩的社会心理已根深蒂固，一些官员觉得发展的压力已经够大了，现在又要对政治伦理和道义负责，觉得既不解又委屈。

　　陆建华：官员有这种压力是正常的，我国缺乏类似的政治习惯。当然，如何负起政治伦理和道义责任也要具体分析，是否要一把手承担，要看事件的代表性，不能硬套。

　　毛寿龙：对于官员来说，今后要逐渐习惯对政治伦理以及舆论压力负责的机制和环境，对于“问责制”来说，则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流于形式，沦为作秀；二是矫枉过正。如果一窝蜂“问责”，不建立多重标准体系来评判一个官员，好制度也会走向反面。今后的官将会越来越难做，这是趋势，也是好事。 本报记者 张斌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