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料中应很快实施的第二批投资项目名单没有公布，新的国债资金未继续投入，“选项目，配资金”模式是否被重新审视？要打破计划体制下产生的“潜规则”，途径之一是在原体制外局部建立新的市场化体制，专家建议将沈阳升格为直辖市

　　“振兴东北”的战略目标是救活几个企业还是救活一个地区？是先给钱还是先 改革？改革的最佳选择是企业体制还是行政区划？地方政府的“重头戏”是继续招商引资还是建立法治环境？东北“缺乏诚信”的原因应归咎于地域文化还是于计划体制？

　　继2003年年底中央政府第一批100个项目、610亿元投资启动，目前“振兴东北”的期待似乎都集中在发改委的项目选择和资金投入上。东北地区许多企业更纷纷总结经验，争取入选第二批、第三批项目。但2004年已过去4个月，预料中应很快实施的第二批项目名单迟迟没有公布，新的国债资金也未继续投入。

　　对此，有人提出了“振兴东北是雷声大，雨点小”的质疑。但一些专家指出，这种行动的推迟，可能体现了中央政府对振兴东北态度的严谨，因为对东北的要害不研究透，投入多少钱都没用；另有看法认为，政府对现行“选项目，配资金”的振兴模式正做出新的思考。

　　“答案离不开一个核心，即东北现在缺的首要东西不是钱，也不是优惠政策，更不是宣传攻势，而是一个公开、透明、统一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长期、全面的计划经济带来的东北地区特有的‘潜规则’，是振兴东北的最大阻力。”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辛向阳博士对《财经时报》说。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刘世锦则明确指出：“在国有企业的圈子里搞改革，是没有出路的。”

　　“官本位”阻碍投资

　　前不久，美国一位企业总裁应东北某市政府邀请作实地考察。当返回机票遇到麻烦时，陪同的地方官员表示“这不是问题”，随之省长出面解决了机票问题。该总裁回国后给市政府寄来了感谢信，对受到的热情接待和帮忙深表谢意；但同时表示，自己的企业暂时不会来东北投资，因为像机票这样的事还得劳驾省长解决，说明这里的做事规则有太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

　　“这是目前振兴东北战略中的最大障碍之一——特有的‘潜规则’。”辛向阳说，“出现‘潜规则’是因为这些规则不透明、不公开，而这又是现在东北经济环境中的主导规则。因此很多人认为投资东北危险性太大，交易成本太高。”

　　人们常评价东北的政府和企业缺乏诚信，东北人爱“忽悠”等等，这些现象都是某种“潜规则”的体现。“这种规则的形成并非人们公认的‘地域文化’，而是长期以来彻底、全面的计划经济导致的。因为在这种体制下，‘官本位’是最主要的游戏规则”。

　　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在某种意义上被称为“东北时代”。东北集中了全国最大、最多、最基础的工业经济。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几乎全部领域、各种利益团体都形成了特有的话语和游戏规则，相互交流的难度和成本都相当大。他们之间的协调通常依靠政府的强制性措施才能完成，于是更强化了“官本位”。在这种规则下，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更多在于“自我争取”——“忽悠”，“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对此，刘世锦指出：“凡以国有企业集中的地方，经济就陷入困境。这几乎是一个规律，也是被实践证明的问题。”针对市场经济而言，这种规律最大的危害是政策随意、不确定，即缺少诚信，并成为投资者最大的风险。

　　据了解，近五年来，东北某省中止和撤销的外商投资企业多达3000多户，同期新批外商企业仅2000多户。

　　因此，尽管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招商引资，但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远低于沿海其他地区。如2001年，东北三省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为31.95亿美元，仅占全国的6.43%，相当于华东地区的1／7、广东省的1／4。2002年，吉林省外商投资企业总投资、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三项，分别比上年下降了27.3%、0.8%和6.1%。

　　打破计划体制下产生的“潜规则”途径有两条：一是整体更新原有体制；二是在原体制外局部建立新的市场化体制，由局部辐射、带动和改变整体。“相比而言前者难度大，时间长，而后者只需借助行政区划改革就可完成”；有专家建议，“简单可行的一个办法是将沈阳升格为直辖市”。

　　只靠钱救不了东北

　　2003年新一届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战略目标后，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以及各商业银行分别从投资立项、国债收入分配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但这种资金上的支持能否实现振兴目标？目前持担心态度的人越来越多。

　　在国务院新闻办最近为东三省召开的专场记者招待会上，各商业银行在东北地区的高不良贷款率被媒体广泛关注。时任辽宁省长的薄熙来对此也不讳言，并强调国有商业银行会采取核销等方式减轻辽宁企业的负担，以体现对振兴东北战略的支持。

　　不过，事后有学者认为，这种新闻发布会无异于一场“招商引资会”。三位省长几乎无一例外给出了投资的优惠政策和种种许诺。

　　“地方政府的这种许诺，恰恰表明投资环境还不规范、不成熟。假如一位地方首长可以对不同的投资人给予不同的政策和条件，一旦发生人事变动，原先的条件就有可能作废。成熟的投资者最担心的就是政策的不确定性。”香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者对《财经时报》说。

　　也许，省长们没有想到“热情吓跑了投资者”。种种许诺传达出如下信息：他们努力追求的依然是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而非规则透明、公开的市场经济；许诺越多意味着干预越多。

　　这位香港投资者建议，地方政府与其花大量人力物力满世界招商引资，不如专心完善地方的投资规则——公开、透明、统一、有效。

　　至于优惠政策，他认为，包括中央政府提出的拟将增殖税转型在内的税收优惠政策，其实并不是决定外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在全世界任何国家投资经营都要纳税，而我们的投资收益也不能靠优惠来的那一点税收”。

　　税收政策历来是一个调节工具，其自身并不能创造出市场化的机制。如果中央政府将增值税的转型当作振兴东北的主打手段，意味着依然没有跳出“招商引资”的老路子。

　　不过，这位香港人士也承认，对投资者来说，东北地区确实是一块“诱人的蛋糕”——丰富的自然资源、重工业技术优势、更多的市场机会等。“但在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和人为化的规则下，这块蛋糕更像是个致命的诱惑”。

　　沈阳：“直辖市”猜想

　　在国家给予的扶持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结构调整，优先培育一个不可逆的市场化机制尤为重要。

　　“选项目给资金，救活的可能只是几个企业；而行政区划改革，可能救活的是一个地区。”

　　在首都社会经济发展研究所的副所长辛向阳博士看来，如果将沈阳定位为直辖市，最大优势之一是可以借助相对的独立性，形成一套新的市场化游戏规则；然后以点带面，辐射整个东北地区；中央将原分散到几百个企业中的资金集中于这个直辖市，为外来投资提供完善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沈阳在中国东北大城市中，其重工业基础最雄厚，最有可能成为中国重工业装备的基地，而且国有企业比较集中。通过设立直辖市形成新的市场机制，并对周围地区发挥辐射带动作用，重庆市1997年被全国人大批准为直辖市后的变化已有体现。有关行政区划改革，特别是扩大直辖市数量的分析，成为近年来国内学界一种共识，沈阳市也因此被关注。

　　设立直辖市的优势之一，是可以集中使用政府投资。在国家给予的扶持资金总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结构调整，优先培育一个不可逆的市场化机制尤为重要。

　　至于产业发展，学者建议，沈阳可以优先培育重工业装备基地。中国加工业近年突飞猛进，但制造业、如纺织机械、钢铁机械等大量依赖进口。如2002年，绍兴地区纺织行业的民间资本，一次就进口了200亿元人民币的纺织机械，市场机会之大可见一斑。

　　另外，建立一个既具备政策性，兼具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地区性开发银行十分必要。辛向阳认为，开发银行的首要功能是选择好项目，而不是只关注放贷。某种程度上，开发银行可以商业化的投融资体制代替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包括上世纪末期为解决“三角债”问题而投入的上千亿元资金，中央政府一直未停止对东北地区的资金支持。如果加上银行贷款，东北并不比其他地区缺钱，得到的政府资助甚至多于中国其他地区。(记者 杨眉)

    编辑 张伟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