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麦家
1971年冬天，我们部队在浙江富阳招了一批兵，计划一百二十人，实际招收一百二十八人。多出来的八个都是女兵，是参谋长临时在电话上下达的名额，决定当接线员用的。按照规定，新兵入伍后，部队要对他们做一次身体和政治面貌的复审。我们审出了两个有问题
的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男的是脚板的问题：这个人的脚板是平的，俗话叫“鸭脚板”。据说这种脚板行军超不过五公里就会撕开来地痛，而部队拉练常常一天要走几十公里，显然，这个人是不合适当兵的，要退。女的问题更大，往大的说，是作风问题，小的说，是处女膜的问题：她的处女膜是破的。处女膜一般是不会破的。处女膜一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破。 她才十九岁，没有结婚，连男朋友都没有，那么处女膜怎么会破？看来，她在表上填的和嘴上说的都有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还大，是欺骗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比作风问题要大得多，大到了简直吓人的地步。那个年代，我们关于这方面的神经都很脆弱，而且还绷得紧紧的，风吹一下都可能拦腰而断，不要说还有女军医铁的证词。
女军医在体检表格上没有填写“破鞋”之词，但在向上口头汇报和下来言传时，都用了这个词：破鞋。这个词好像是个禁果，一般情况下是上不了嘴的，但一旦有了上嘴的机会，谁都不会放弃，谁都会坚决而反复地使用它。
怎么处理？老规矩，退回原籍。男的女的一并退。谁去退？领导安排我去，当时我在司令部当军务科长，招兵退兵都是我的职责内的事。就这样，我带着“鸭脚板”和“破鞋”来到他们的家乡，浙江富阳。
按说，我的工作只要把人移交给当地人武部，并向他们道明退的原因和证据，就没有我的事啦。但我一路上着实为江南如梦的景色着了迷，我想游富春江。我把心意一表达，人武部部长即心领神会，爽快地指定了专人，要他陪我一饱富春江的美色。这当然是来日的事了。当晚我住在县政府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有专人到招待所陪我吃早饭。然后等着轮船来把我们带到美丽的景色之中。这时候，我看见一辆吉普车朝我们驶来，最后停靠在我们身边。车上的人下来对我们说，出事了，要我们马上回去。我们问出了什么事，他说是死人了。
死的人跟我有关，就是我遣送回来的“破鞋”。
是服毒自尽的，喝了半瓶农药，据说是敌敌畏。那玩意儿是农药中的剧毒，人喝个一小口，在半个小时内发现可能还有救，过了半个小时就没救了。她喝了半瓶，又过了大半夜才发现，天皇老子都救不了她。她父亲说，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时间吃的药，但十二点多钟他家老大查完夜哨回来时，她还是好的，一个人坐在堂前屋里，虽然看起来怪痛苦的，但也不是说痛苦得会自杀。老大是村里的民兵排长，这天正好轮到他查夜哨，他看她可怜兮兮的样子，还劝她去睡觉，但她没理会他。老大说，她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跟个死鬼似的。早晨，她母亲在弯腰抱柴火时，发现火堆里裹着一件衣裳。那时节还很早，她母亲没看出这是件什么衣裳，是谁的，只是想衣裳裹在这里面，万一当柴火烧了多可惜，就去捡这衣裳。这一捡，叫她吓一跳，因为她摸到了一个冰凉的身体……
现在这具冰凉的身体———尸体———已经从柴火堆里挖出来，她的亲人哭闹着送人武部，撂在进门的过道上。
当我在过道上看到这具尸体时，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不像一具尸体。我见过的尸体都是躺着的，不管是躺在床上还是地上，还是哪里，反正都是躺着的，手脚伸直，仰面平躺，即使一时不是这样躺的，马上也会有人帮助他们这样躺好。这是死人的基本姿态，是活人对死人的一种约定。可是，这个简单的约定她却没有得到，说她是平躺着的，其实头和脚都没着地，两只手还紧紧握着拳头，有力地前伸着，几乎要碰到大腿。
总之，她的身体像一张弓，不像一具尸体，看上去她似乎是正在做仰卧起坐，又似乎在顽强地做挣扎。当我在摆弄她时，却发现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她的身体像石头一样硬，又硬又冰冷，我按下去了上半身，下半身随即翘得更高，按下去了下半身，上半身又翘得更高，好像我在玩耍一块跷跷板似的。
这是一种痛苦的死的象征。这具尸体，浑身上下都在告诉活人：她死得非常惨烈、痛苦。
我相信，每一个活人见了这样一具尸体，都会对死者涌起强烈的同情心，至于她的亲人们，这种同情转眼即可变成愤怒。我敏感到，我极可能成为死者亲人发泄愤怒的突破口。我想得到，他们做出这出格行为，把死者大老远扛来，决不是为了听我们说几句安慰话，博得我们一点同情。过道上站满了人，至少有近二十人，院子里还有。人多势众。我必须先发制人，把这么多人遣送散了，否则事情只会越来越乱。我说服了她的父亲，他是村长，让他把众人劝走。约摸十分钟，人陆续走了，只剩下三个人，都是死者的直系亲人，父亲，母亲，哥哥。她的父亲其实不是个刁蛮的人，只是架势有些难看。他表示，女儿死了，怪不得我们，要怪应该怪他———“是我把女儿逼死的。”他确实这么说的。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简直让我感动。他说，昨天下午人武部同志把女儿给他送回来，白纸黑字地告诉他女儿犯了什么事后，他羞愧得简直要钻地，像被人扒光了衣服，一家人的衣服都给扒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也不想说什么，只想打死这个畜生。他上去就给女儿一个大巴掌。后来，在场的人武部同志告诉我，那个巴掌打得比拳头还重，女儿当场闷倒在地，满嘴的血，半张脸看着就肿了。但父亲还是不罢手，被人劝开。后来，父亲要求女儿说出真相：是哪个狗东西睡了她。他先后盘问了三次，但每一次女儿都说没有，她是冤枉的。父亲并不相信。吃晚饭的时候，父亲抓起一只碗朝她掷过去，女儿躲开了。父亲又操起一根抬水杠，追着，嘴里嚷着要打她。开始女儿还跑，从灶屋里跑到堂屋里，从堂屋里跑到猪圈里。
回到堂屋里，父亲已经追上她，但没有用手里的家伙打她，而是甩掉家伙，用手又扇了她一耳光。还是下午那么严重，她也像下午一样倒在地上，一脸的血。父亲嚷着要“打死这个畜生”，女儿仰起一张血脸朝父亲迎上来，用一种谁也想不到的平静的语调，劝父亲不要打她，说她自己会去死的。父亲回忆说，当时他丢下一句话就上楼去睡觉了。他丢下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么报出那条狗的名，要么就死给我看。
女儿说：那我只有死给你看了。
父亲诚恳地承认，他女儿完全是被他逼死的，所以他不会来找部队偿命，要偿命的是他。但在他死之前，他要弄清楚，女儿到底有没有跟人睡过觉。
父亲说，他现在认为女儿一定是没跟人睡过觉。说到这时，父亲哭了起来，一边哭一边拿出一张纸，说是女儿死前留的遗言。我拿过来看，上面只有短短的一句话：爸爸，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你要找部队证明，我是冤枉的。
父亲说，其实，他上楼后就在想这个问题，觉得女儿这样死活不认，会不会可能真是受了冤枉。因为他这个女儿“就像一只小绵羊一样”，性格内向，懦弱，自小到大对父母亲的话言听计从，不是那种犟头犟脑的人，如果真要有什么秘事，再怎么不可告人，他这样打骂，她也藏不住了，早坦白了。这时候，死者的母亲插嘴说，女儿被父亲凶神恶煞的样子吓得神智都不清了，“尿都吓出来了”，可就这样她还是一口咬定，她没有跟“任何畜生”睡过觉。她不停地说没有、没有，问什么都回答没有，跟个傻子似的。母亲说，她了解女儿，你就是给她十个胆都不敢做这种事，如果一定要说做了，那一定是鬼做的，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父亲要求验尸！
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几乎敢百分之百肯定，他们的要求毫无意义，重新做检查，结果只会叫他们更加难堪，更加臭名远扬。
事实上，一般人都知道，处女膜破不破对一个专职妇科医生来说，就像黑白一样分明，医生要弄错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话说回来，不是说处女膜破的人就一定跟人睡过觉，当然一般是这样的，但也不排除个别特殊情况。这也使我想到，我们部队这种认定不是完全科学的。换句话说，他们女儿有没有跟人睡过觉，我不好那么绝对地说，但医生绝对是不会弄错的，因为这“像黑白一样分明”。
所以，重新做检查对活人也好，死人也罢，绝无好处，其结果只会是把现在不公开的东西公布开了。但他们坚决要求检查。
父亲说，只要重新检查，确定他女儿有那个问题，什么时候出结果，什么时候他就扛着女儿走人，不会在这里多说一句话，多呆一分钟，多提半个要求。母亲说，她女儿用性命来换这个要求，我们要不答应，她只有死在这里。哥哥说，如果这样，他就扛着两具尸体上北京去，找毛主席去！
话说到这份上，劝说什么都没有用了。没办法，我跟部长商量，决定答应他们的要求，并决定“速战速决”。上午即与县医院联系，中午刚过，这边便派出车辆去接人。人是两位妇科医生，一老一壮。
两位在活动室里呆了不到五分钟，出来交给我们一页签过名的鉴定：死者的处女膜完好无损。
像战场上遭遇了伏击！
我马上到邮局，挂长话，给部队作汇报。参谋长要求我明天去杭州，请省军区协助派出军医来重新检查。挂电话前，他又改变主意，说联系军医的事由他来负责，我只要在原地等着即可。
第二天上午，省军区派出的军医如期到来，也是两位，也是专职的妇科医生。她们像昨天两位一样肃穆地走进活动室，又像昨天一样很快地出来，给出了一句和昨天连措辞都差不多的报告：处女膜完好。
远方的参谋长闻讯，立刻出发，第二天上午便出现在我面前。参谋长还带来我们自己的军医，就是曾经诊断死者“有问题”的那位军医：一个牛高马大的胶东人。她是军区某部长的夫人，为人有点傲慢，但这次见面，我明显觉得她脸上有种诚惶诚恐的神色。而等她从活动室出来时，这种惶恐的神色完全变成了惊恐。事实上，她在里面的时间还没有一分钟就出来了。我们以为她是忘记拿什么器具了，出来后还会再进去的，结果她紧急地把参谋长和我拉进另一个办公室里，惊慌失措地说，错了！我们问什么错了，她说人错了。
原来，她才掀开床单，只看了一眼外部，就觉得不对头。
她说，人的每个手指头都是不一样的，那地方也是各人有别的，她看死者那地方的感觉和她记忆中的那个人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警觉地去看死者的脸，一看傻掉了，明显不是同一人。她说，那天虽然检查的人很多（二十二人），但查出问题的只有一人（几年来都只有一人），所以她不会不认识的，就是死了照样认识。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她连那人下面的样子都记住了，更不要说长相。那么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听军医一说当时的体检情况，我们就明白了问题出在哪里。军医说，因为这种体检有问题的人极少，所以体检时她（包括别人）总是图省事，先把各人的表收了，放在一边，然后喊人进来。所谓喊也不是指名道姓的喊，只是吩咐护士安排人依次一个个进来，她依次一个个检查，只要没问题，她连话都懒得说，屁股一拍等于喊走人了。这边出去一个，外边进来一个，就这样“流水作业”。如果大家都没问题，事情就很简单，她出来只要将所有表都盖个“正常”的章，签上名就完事。
如果其间遇到有问题的人，比如那天她检查到“她”时，发现有问题，她才做“个别对待”，认真地问了一些该问的，姓名，年龄，有无性史等。军医说，当时“她”对她问的都一一作了答，包括“连男朋友都没谈过”，这是“她”的原话。有了“她”的名字，就不会搞混淆。等检查完所有的人后，她出去单独把“她”的表找出来，亲自写上意见。
军医说，因为“这项”检查带有隐私性，所以医院在安排体检程序时，历来都是把“这项”检查放在最后，这样这边的体检完了，等于所有体检内容都完了，所以也无需将表交还本人，而是由她们直接上交院领导。我问军医还记不记得“她”当时报的名字，军医说当然记得，叫×××。
这名字就是死者的名字。
谜底已经揭晓。不用说，事情肯定是这样：“她”看军医查出情况后，故意报了死者的名字，从而造成军医张冠李戴。现在，我们所有天真或虚妄的想法无疑都应该收起，想想到底是怎么来平息这起人命冤案才是当务之急。
怎么平息，当然要看死者家人打算怎么闹腾。应该说，基本上没闹腾什么，他们只提出两个并不过分的要求：一个是解决死者的丧葬费，二个是希望部队带走死者的妹妹。参谋长甚至没有向部队请示，就私自应允了对方的要求。
只是事后发现，死者妹妹年龄尚小，才十五岁，我们建议过一年再来带。但对方死活不从，也许是怕我们过后反悔吧。我们无法说服他们，参谋长只好安排我留下来办死妹妹入伍手续，他和军医准备先走。
走之前，参谋长要求我不要耽搁，尽快归队，因为我可能还要往这边“跑一趟”。我知道他说的意思，我想岂止是可能，而是肯定的，用军医的话说，那个“她”，即使枪毙了都够罪！也许吧，她事实上间接地犯有人命案，这样的人退原籍是便宜“她”了。不过，这话由军医说出来，我总觉得十分刺耳。我从来都没喜欢过这个傲慢的部长太太，此刻似乎反感到了极点。我在想，她当初为什么不同情“她”一下，同情了，把事情盖过去了，不就什么都没了？
在回来的火车上，我和死者的妹妹相对而坐，姊妹俩的长相和神情是那么相像，以至使我常常产生幻觉，以为这还是在去富阳的路上。
那一路上也是这样，我和死者相对而坐，但七八个小时中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她像个犯人似的，一直畏缩着，连我的目光都不敢碰。曾经有一次，她恳求我告诉她犯了什么。
按说这不是不可以告诉她的，反正迟早都要知道的，但完全一念之间，我对她打了个官腔：组织上会告诉你的。我说的组织上是当地人武部，但其实人武部告诉和我告诉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我她有申辩的机会，对人武部她怎么申辩？我的一念之间的一个官腔事实上是让她失去了一个申辩的机会。在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一点告诉她，在火车上就告诉她，事情会不会变成另外的一个样子？这个问题让我感到非常累。现在，我想起这些，心里迷茫得很，不知我这是在回忆，还是在访梦。
（本文选自《小说选刊》2004年第4期。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