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戛纳都有看不够的风景，每年都有许许多多的看点，美女如云，明星会集，一鸣惊人或者名落孙山。而今年，我心中最关注的是，当戈达尔遇到昆汀，这可能是红地毯上无数觥筹交错、即兴言欢的会面中最具魅力的一个，真正称得上只有在戛纳才能眺望的风景。

　　1963年的五月，戈达尔戴着墨镜，与他的女主角安娜-卡里 亚娜手挽手漫步在戛纳Croisette的滨海大道上，他们身边没有任何记者。那一年，戈达尔仅仅是个小有名气的导演，他和卡里亚娜都是普通游客，他们没有任何作品参加戛纳，彼时彼刻，大批记者拥在电影宫门前，等待着希区柯克和费里尼的出现。

　　但后来，人们把1963年称为“戈达尔年”或者“卡里亚娜年”。戈达尔当年的三部电影《一个女人是一个女人》、《过自己的生活》和《小兵》虽被组委会放弃，但却在法国知识分子圈子产生了深远的作用，因为那三部电影都涉及当时法国官方的政治敏感话题：阿尔及利亚战争，一个法国知识分子史上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加上今年，戈达尔是第14次大摇大摆地来到戛纳了，惟独1963年，他在没有任何影片入选的情况下来到戛纳，这种出现代表着轻蔑、潇洒、执着，激情背后是桀骜与自信。

　　到1992年五月，戛纳的非竞赛单元几乎是美国电影的展览会，奥逊-威尔斯的《奥赛罗》，约翰-卡萨维特的《打开夜晚》，罗恩-霍华德的《远方》，但毫无疑问，一个不知名美国导演的处女作《落水狗》在该单元独树一帜，可那一年的记者连昆汀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两年之后，昆汀像一个篮球运动员一样，摇晃着孩子般的脸和对一切毕恭毕敬的神情出现在戛纳颁奖会上，好像要灌篮一样高高举起金棕榈奖，《低俗小说》像个赖皮赖脸的、满嘴脏话的B级电影中的小混混，却叩开了天堂之门，在这个看电影比吃饭都有耐心的青年身上没有戈达尔时代电影人的任何使命感和知识分子气，有的是好奇、调皮和奇谈怪论。

　　从戈达尔到昆汀，整整30年，银幕上的一切都变了样子，感动世界的光影已地覆天翻，今年戛纳，评委会主席昆汀将在电影宫遇到两鬓斑白的戈达尔，与1963年和1992年完全不同，他们将成为热门人物，但在两者之间，我找不到任何相似的地方，他们之间，惟有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对电影的激情。读者只能读到大同小异冠冕堂皇的访问，却看不到每次电影节上那些惊心动魄的约会，哪怕只有一分钟。(李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