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女士向记者展示浮肿的小腿

饶女士起诉书及丰台区法院收费票据复印件(已作技术处理，隐去当事人详细资料)

　　饶女士申诉曾二度被驳回 赵忠祥不想打笔墨官司

　　以下是饶女士向记者提供的文字材料上的部分内容(……处为编者略去的内容)：

　　我叫饶X，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是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我有家庭，也有孩子，虽然生活并不幸福，但一直很平静。自1996年……后，我开始了与他长达7年的婚外交往，我做过流产、带环手术，自杀过两次……如今，我几乎一无所有，不仅失去了工作，失去了家庭，而且还失去了原来的健康，患有肾炎、糖尿病、神经衰弱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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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96年偶然认识赵忠祥的，当时我在中央电视台做保健医生。他给了我一张名片，但没有联系过。1997年，我离开中央电视台，到玉渊潭医院的生发保健科当医生。同年下半年，为帮一个朋友咨询假头套的事，我按赵忠祥名片上的号码，给他打了一个传呼，他很快就回了电话，爽快地回答了我的问题。随后，他问了我现在的工作情况，并说有时间帮他看病。

　　两个多月后的一天下午，他忽然打电话到我家里(号码上次留在他的呼机上)，请我去给他看病。我答应了，第二天中午，按他的指点到了中央电视台。他请我在餐厅吃了一顿便饭。吃完后，他和我聊了一会身体情况，便坚持送我出东门。在大门口，他为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并交给司机100元钱，说剩下的钱给我做出诊费。

　　这是我们第一次单独见面。此后，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聊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显出一种长者的关心。大约过了一个月，他又约我去看病。他请我吃了顿工作餐，并给我孩子买了一包三明治，说：“明天早上热给孩子吃。”我给一些国家高级干部治病，虽然都非常谦和，但是，像他这样一个大男人如此细心，言语中透着关爱，还是难得，所以当时我有些感动。

　　吃完饭后，赵忠祥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大房间，里面摆了好几张办公桌。他的办公桌在一个角落里。

　　我给他看了看头发，又摸了摸脉，说：“头发就不用治了，也没法治，但身体要调理。”他表示赞同。呆了一会儿，大约七八点，我离开了中央电视台。

　　我们第三次见面大约在1997年9月份。那天下午，我按约定来到央视东门，打电话问他到哪里见面。他很随意地说：“这样吧，你到我家里来吧！”在他的指点下，我来到彩电中心宿舍楼。他家在三楼，门半开着，我推门进去了。屋里只有他一个人。“看到大夫，病就全好！”他说。我看了他的X片，发现他的腰和颈椎长了骨刺，还有点变形。他说他经常痛得站不起来。我又摸摸他的脉，说：“心脏和血压也不太好，但没有什么大病，人快进入老年了，有这病那病是正常的，调理调理很有必要。”他说：“请你来就是来调理的嘛！”我问：“在哪里调理？”他指了指另一个房间。我说行，就跟着他进去了。

　　这个房间不大，里边的摆设也很简单：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我问他扎针是躺着扎还是坐着扎？他说：“今天就不用扎了吧！以后时间还长，可以经常调理。今天就给我捏捏吧？”我说走走经络也行，便让他坐在凳子上，开始给他治疗。约10分钟后，他身子向我靠过来，我以为他哪里不舒服，还问了他一句。他说没什么，让我继续给他治疗。又过了一会，他忽然站了起来，我以为他要出去，便向床边让了一步……

　　1997年11月，我怀了孕，那段时间我和丈夫没有夫妻生活。我告诉了赵忠祥，他有点不高兴：“这是女人的事，最好自己处理，不要告诉男人。”我没再说什么，自己一个人跑到医院做了人流手术。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7年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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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上半年，我报考了北京某医学院，本来我是要学针灸骨伤，赵忠祥却要我改学中医专业。因为上学，必须放弃工作；没有了收入，我和孩子的生活怎么办？这么多年，除了一包巧克力和一瓶香水，我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任何礼物，更没有向他要过一分钱。但这一回，我真想得到他的一点帮助，好安心完成这四年学业。

　　我刚说了我的想法，赵忠祥说：“你看着办吧！”后来，他勉强答应给我一万元作学费。2000年下半年，我辞去工作，开始上学。同年，我又报考了某大学企业管理研究生班。交了第一年的学费后我一无所有了。为了生计，我只得给人去做保健医生，挣点零花钱。赵忠祥知道后，叫我放弃打工，并断断续续地给了我一点生活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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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我的这些情况终于被我丈夫发现。我主动提出与丈夫离了婚。孩子判给他，我搬出原来的家租房单过。一无所有的我没有了工作，经济上出现了空当，而赵忠祥却以种种理由回避我。我渐渐焦躁起来，从2001年上半年开始常常睡不着觉。我们在电话里吵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在无法排遣心头痛苦难受时，我想到了死。这年3月的一天，我第一次自杀：吃下了一大把安眠药。但没有死成，因为实在难受，药又全吐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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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我的精神也出现了恍惚。有一次，我上了公车竟然忘了买票，售票员逮住我要罚款，我和她一顿大吵，结果被带到公交公司。2002年3月14日，我的肾病又发作了，当时几乎走投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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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悲伤万分，哭着对他说：“老赵啊老赵，我跟了你7年，最后你竟要把我送进监狱，你太狠心了。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每天诅咒你。”他没有再说话，放下了电话。从那以后，他不再打电话来，也不再接我的电话。

　　2002年下半年，万念俱灰的我第二次自杀。和第一次一样，最后我还是从死亡路上走了回来。

　　9月，我11岁的儿子高烧不止，前夫因事不能照料他，我正处在精神恍惚之中，没有在意儿子的病，烧了整整三天才送进医院，病虽治好了，但身体在高烧中受损，如今我一看到儿子就如刀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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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下半年，我开始寻求媒体的帮助。今年2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个匿名电话。一个男子恶狠狠地说：“你再为此事东找西找，我叫你和你儿子出车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