４月１６日，记者专程赴北京采访了札幌和新泻中国劳工诉讼案原告律师、北京方元律师事务所主任康健。她叙述时的语速很快，声音背后给人一种女性特有的稳健和独立。这种感觉几乎贯穿了与她的整个交谈过程。可以想见，这个在九年时间里义务为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提供法律帮助的女律师在日本法庭上的表现——

　　１１名中国人胜了日本政府

　　３月２４日，日本札幌地方法院以２０年的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了中国劳工对日本政府及六家企业提出的谢罪及索赔要求。但在３月２６日，日本新泻地方法院却历史性地首次裁定，１１名中国“二战”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新泻港运”案获一审全面胜诉，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向王成伟等１１名“二战”期间被绑架到日本服苦役的中国劳工赔偿８８００万日元（约合８３万美元）。一胜一输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关注。

　　“相同的事实、相同的证据，不应该出现一胜一败的结果。我们认为，依据我们提交的证据以及法律，完全应该胜诉，但是，竟出现札幌和新泻截然不同的判决！”康健开门见山。面对札幌的败诉，他们很气愤。但是对这个败诉，还是有一定的精神准备，因为札幌地方法院是在１９９９年９月接诉的，而恰在这时，忽然换了主审法官。新接的法官接手以后就是结审，他并没有详细地了解，所以败诉了。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面对新泻的胜诉，他们很激动。宣判时，康健和王成伟都坐在审判区里，这时日本律师马上竖起大拇指来了，旁听席上掌声一片，当时她和王成伟紧紧握手，泪流满面。

　　她是山东对日索赔的“腰杆”

　　康健说：“气愤增加了我们的‘反弹力’，　激动增加了凝聚力，不管是正是反，跟日本的官司没完！”

　　康健代理了不少山东劳工对日索赔案，被人称为山东劳工的“腰杆”。她说，“腰杆”不敢当，但为了山东的案子，她的腿快跑成铁腿了。近几年来，她为了调查取证，先后到过济南、青岛、德州、潍坊、泰安、莱芜等１０个城市，可谓跑了大半个山东。１９４３年４月至１９４５年５月，日本强征了大量中国劳工。这些劳工主要来自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山西、河南、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山东是受害较严重的地区之一。

　　康健特别提到山东的王成伟。她说，１９９９年底，通过有关资料，她了解到莱芜市莱城区方下镇土楼村的王成伟，曾被绑架到日本服苦役。她立即赶到那里，当时已７２岁的王成伟流着眼泪讲了他的遭遇：１９４４年秋天，他和３０多名中国青壮年被抓后，在青岛港被押往日本“新泻港运”。在那里，他们做搬运工，每天工作１０多小时，每餐吃一个窝头，晚上２０多人挤在一个屋里睡，不少同去的劳工患病而死，他也差一点儿因冻饿而死。１９４５年１０月他被解救回国。他去时“新泻港运”有近千名劳工，活着回来的仅有一半……

　　老人的话让康健几次落泪。她动员老人对日索赔。后来，老人和新泰的范明增、滕州的刘凤格，还有河南、辽宁籍几位当时的受害劳工，共１１名，一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和新泻临港海陆运输公司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和经济损失。这１１个人就是前文提到的，中国“二战”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新泻港运”案获一审胜诉的那１１个人。

　　还有胶州的王子安，他现在也是年逾七旬的老人，当年他是八路军的区小队成员，他和三名战友被日本兵抓捕，一人死在狱中。他被抓到日本后，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后来死里逃生；在日本还有些山东劳工得病后，不仅得不到医治，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不少人病死了；有的人还没死，日本人怕细菌传播，就把他们放进木箱子，活活烧死……康健听了很多山东劳工的血泪史，听着听着就和劳工一块哭起来。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在工作中不应该夹杂感情因素，但是在调查这些索赔案中，她常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她说，这种心灵的蜇疼，后来都转换成了向日本人索赔的动力。

　　今年３月１３日，她再一次来到山东，并邀请山东众成仁和律师事务所律师来到禹城市，就“二战”期间中国在日劳工赔偿问题，一起展开实地取证调查。她说，这次调查是最轻松的一次，得到了有关部门和群众的大力支持。在此前当地工作人员就走访了６０多个村庄，查询了３００多人次，协助整理资料８００多份。在他们到来时，当地工作人员把健在的７名劳工及亲属召集到一起，方便了律师们调查、取证。当看到健在的老人们决心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强烈要求被告承认历史、谢罪并赔偿，同时为死去的难友讨个公道时，康健很感动。她已准备全力义务配合这场诉讼，在日本地方法院起诉当年的加害企业。

　　我们讨的是一个公正

　　“日本侵华这段历史让人痛心落泪，让人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要公正，我们要真正的历史！打这官司就是在寻找正义和历史真实！”康健激动地对记者说。

　　６７年前爆发的那场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据估计当年有１００多万人死于日军的细菌战、毒化武器；近４万人被强征为劳工，其中６０００多人不堪奴役，客死异乡。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和活体解剖、平顶山惨案……这些血洗的历史带来的伤痛至今难以愈合。为了讨回公道，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我国的一些战争受害者就向日本提起诉讼。

　　作为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曾任北京第一律师事务所所长的康健，曾多次萌发过代理劳工对日索赔案，但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１９９５年。那年她参加联合国第四届妇女大会，在和日本女律师代表的座谈会上，日方代表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议题单子上没有的内容，就是要给中国海南“慰安妇”诉讼提供法律援助，希望得到中国律师帮忙。她说：“说实话，最初我有些怀疑，也很戒备，日本律师为什么要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呢？后来我看到他们已经拟好的起诉书，又对情况做仔细考察后，才消除了疑心。继而想，人家日本的律师竟有如此之举，我们中国的律师更应该这样做。没想到从那时起，这件事一做就做了９年。更多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不是以律师身份，而是以那些受害者身份在出庭。”

　　对日索赔最难的是调查。她记得在河北的一次调查中，只知道县址和一个姓氏这点线索，她只好和同事带上面包和水，根据姓氏逢村就问，跑了十几天也没有结果。有一次来到河北易县，听说有个村有人在日本服过苦役、现在仍活着的劳工，他们立即前往。出县城到村子要走４公里的山路，山道崎岖，他们走了５个多小时。但当在这个村里终于见到这位当时的劳工，并听他控诉日本当局的罪行时，全身的疲惫很快又转换成了愤怒。

　　康健还提及了两位当年的北京劳工。赵宗仁是北京市海淀区人，当时他们在塘沽住了７天，正赶上劳工们闹肚子。他们住在海边上，日本人发现谁拉肚子，就派人抬出去扔到水坑边上，他们眼睁睁地看到，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有狗过来撕着人吃。北京崇文区的姚义等人被日本人抓去后，把他们的衣服都扒光，大冬天里用喷雾器往他们身上喷冰凉的药水，说是消毒。每人只发一件草织的短裤和没袖的褂子，夜里大家紧紧地挤在一起用身体互相取暖……从河北、河南，康健听了很多劳工血泪史。

　　说着说着康健眼睛湿润了：“过去劳工们的血泪，现在我们的努力，并不仅仅为了钱，关键是为了讨一个公正，让当年的侵略者低下他们罪恶的头！”她透露，现在他们已登记查实了１０００多名劳工，已为２００多人起诉，其中未结案９起，结案１起。今年７月，他们还要向日本宫崎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最渴望得到中国民众的支持

　　康健的话题又回到新泻和札幌一胜一负的官司上：新泻的被告企业是一家，札幌的被告企业是６家，而且都是大公司，札幌属于北海道，当年中国的劳工有１００００多人被抓到北海道，所以应该是重灾区。如果北海道的防线被突破了，那么日本政府和其他企业也很难再顽抗了，所以，日本政府和相关日本企业为了推卸责任，他们不得不竭尽全力在札幌抵抗。

　　对日索赔在法律上的难点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日本政府总是以国家无答责，公民个人是否有权起诉国家；二是诉讼的时效；三是处置期间的问题。日本一直是以这三点来进行抗辩的，抗得最“硬”的就是“国家无答责”和时效，“国家无答责”的意思就是在天皇制的国家，国家犯了错误不需要承担责任；时效就是，日本政府一直以１９７２年开始计算，诉讼超过了２０年就不能再提起了。日本自己宣称是一个民主国家、法制国家。面对这么一个严重的反人类的犯罪，如果不承担责任的话，何谈什么民主与法制！我们受害者受到这么严重的侵害，绝不言放弃。中国劳工对日索赔问题，只是中日之间众多历史遗留问题中的一部分。像当年侵华日军留下的化学武器，也多次伤害了中国平民，并且还引发了新的对日索赔案件。由此看来，我们对日的索赔官司任重而道远。

　　面对今后的对日索赔案，她认为，最大的困难不在法庭上，在于中国国民的支持程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以及日本国民的支持程度，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每一次劳工代表去日本，在民众当中宣讲的同时，日本友好人士也会自发地给我们募捐。这些募捐款是我们赴日经费的重要部分。让更多的原告出庭作证，让日本人看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这对于我们诉讼本身特别重要，同时对日本社会也会有很大的震动。但是，由于经费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让更多的中国劳工到日本作证。

　　现在我们在艰难之中，不断闪现出希望。比如在新泻的起诉我们胜了，这一胜意义重大。日本政府已经没法再拿着《中日联合声明》，说你个人无权起诉，也没法再说时效超过了，不承认战争期间的责任了。至少，对于受害者和公众，历史变得更清晰了。

　　对日索赔还可以在本国起诉。康健代理的“魏香田索赔案”拉开了中国人在自己的祖国展开对日索赔活动的序幕：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７日，魏香田等１４位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被掳掠到日本强制劳动的中国劳工作为原告，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交了状告日本熊谷组等５家企业损害赔偿的起诉状。在本国起诉，无论从诉讼的成本还是舆论的支持上都明显胜于奔波万里的异国诉讼，但问题是，即便胜诉了，还必须有一个日本政府或企业认可并执行的问题。因此，解决起来，还相当难，但这也是我们对日索赔路上的一大希望。

　　采访结束时，康健要求公布她的联系方式，以期让当时受害的劳工们与她联系。她的电话是：０１０—６６０８５３４３；传真是：０１０—６６０８５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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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华文媒体认为

　　新泻劳工诉讼案获胜是历史性突破　

　　３月２６日，日本新泻地方法院历史性地首次裁定１１名中国二战劳工起诉日本政府和“新泻港运”案获一审全面胜诉。

　　日本华文媒体中文导报文章说，本次新泻裁判是中国劳工战后赔偿诉讼中的历史性突破。新泻裁判首次认定了国家在强掳中国劳工事件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有赔偿义务，同时也继福冈裁判后，第二次由法庭向企业发出了赔偿命令。

　　■　诉讼备忘录

　　中国人战后赔偿诉讼运动，大抵分为劳工、慰安妇、化武伤害和细菌战几大系列。 ２００１年７月，东京地裁在刘连仁案裁判中判定原告一审胜诉；

　　２００２年４月，福冈地裁认定战时强掳劳工是国家和企业的共同行为，判处三井矿山赔偿原告方１１００万日元／人；

　　２００３年１月，京都地裁驳回了“国家无答责”的法理；

　　２００３年３月，东京地裁也驳回过“国家无签责”的法理；

　　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６日，新泻地裁首判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法律责任，支付赔偿金。这些微小的进步不断积累，终于迎来了新泻裁判的历史性胜利，也将对整个战后索赔运动起到积极的牵引作用。

　　■　日本律师观点　　

　　中村洋二郎是新泻劳工案律师团的团长，他为新泻劳工案的胜诉立下了赫赫战功。

　　中村洋二郎说，任何关于强掳劳工问题的审判，从未认定过政府有罪，新泻的胜利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日本政府依旧想用“国家无答责”和“时效除斥”来推脱罪责，但在正义面前他们失败了。

　　几年前的刘连仁案，政府只承担在战后保护不当的罪责，而不是强掳劳工的罪责。前段时间的福冈判决，也只认定了企业有罪。这两案虽然判了原告方胜利，但对日本政府基本没什么影响。而新泻的胜利为将来的彻底解决全部劳工问题打开一个口子。

　　中国被掳劳工有４万余人，而胜诉的原告仅为１１人，将来如何彻底解决全部劳工的问题？

　　中村洋二郎认为中国被掳劳工那么多，不能光靠部分劳工代表的起诉，我们新泻律师协会发起了一个倡议：效仿德国，建立劳工赔偿基金，彻底解决中国劳工的赔偿问题。不过这非常困难，首先一关就是日本政府。我们已经征得了全日本律师协会的声援，给政府施加压力。

　　日本很多市民还是纷纷对我们表示了支持。我们律师团的很多费用就是依靠市民的募捐得来的。（记者　杨润勤）

    责任编辑：赵振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