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岩松:“中国电视新闻处在‘前主持人时代’”
当以白岩松为标志的央视第一批“记者型主持人”伴随《东方时空》进入视野时，中国观众才习惯忘掉“新闻播音员”代表的传统电视新闻时代。从《东方之子》、《新闻调查》、《时空连线》到新闻频道开播后的《新闻会客厅》，以亲历者方式见证了电视新
闻的十年发展，白岩松说，年轻的中国电视经历了充分的“制片人中心制”，正在越来越重的市场力量中向“主持人内容中心制”寻找新的演变方式。“进入媒体智慧阶段，央视依旧在新闻源头的靠近度上占有优势”，渐变渐急的新闻改革与推陈出新的明星主持正在“互为因果”。
1993年《东方时空》创办的时候，很多东西都是摸索着进行。那时候时间是制片人，他找我谈话几分钟就敲定了，“我要的就是你”。然后我就订了去山东的火车票出差去了，那也是《东方时空》的第一次出差。现在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件事，可是对于以前烦琐的体制来说，是一个有标志意义的进步。记者也换的勤，我每出差一次都看见新旧人员的交替，制片人就决定这一切了。从1993年开始我在做《东方之子》，以对话的方式采访名人，期望与以往的新闻表现手法体现出不同，用一种接近平等的方式来挖掘名人的心灵。
我在新闻节目中也担当新闻评论员的工作，评论员是一个思考观察的思想释放过程，和一般主持人的角色不同。新闻事件发生后，要用最快的时间向观众提供思考角度和思考到达点，我对这个角色的作用也一直在思考。评论员不是说“我说的是对的，观众必须听我的”，而是在更多地提供事实基础上给人思考帮助。特别是去年中央台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对评论员也是考验，就像足球评论员一样，我们提供的更多是参考声、背景声，在评论员背后也有大量的记者和智囊提供材料与观点，让观众感受到的是“我是这么看的，你是怎么看的呢”？这种给观众判断的材料而非结论的方式也是中国新闻的一种变化。
2001年我休整了一年，收看了大量国外相关的电视节目，琢磨着在主持时更多地变成一个提问者而不急于把结论给观众。这时中国新闻也经历着从大众传媒向中众、小众的转变，2001年11月我担任制片人推出《时空连线》，就是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节目推出前我们花钱做了全国市场调查，对境外优秀同类节目进行追踪。我还在央视首创了“编委会制度”。《时空连线》的编委会由8个策划、8个编委组成，轮流值班，确保每期节目从选题到内审由包括制片人在内的5人团队把关，这就避免了制片人独揽大权。“编委会制度”现在在央视的很多栏目里都得到推广，使得栏目的制作更加制度化。2003年我负责的栏目《新闻会客厅》在尝试新的电视新闻表现手法，《焦点访谈》是用事实解读新闻，有的节目是用观点解读新闻，《新闻会客厅》在用新闻事件的当事人解读新闻，并且通过立场不同的两三个当事人发生关联，形成互动。所以观众看到的《新闻会客厅》里的白岩松不仅仅是不打领带的区别，而是沟通方式与提供新闻事实方式的不同。
国外早已成熟的“主持人中心制”可能是我们以后发展的一个方向，但这种中心制应该是“主持人内容中心制”而不是“主持人行政中心制”。从2001年我在《时空连线》做制片人兼主持人，结果是从制定员工工资单到协调同事关系都要操心，牵扯了很多精力。所以去年9月我辞去了制片人的职务，用更多时间来做节目。现在媒体也告别了大众明显时代，转向分众明星时代，央视过去十年的发展也使得主持人迅速窜红越来越难。我们现在需要长跑型的主持人，需要大量的直播记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央视在新闻改革中不断推出新的传媒人，有了明星主持人、明星记者，但这些推广还远远不够。我们需要更多有头脑的高素质主持人、从记者成长起来的主持人，中国电视新闻很年轻，还处在“前主持人中心制”。
曹景行：说凤凰打“明星牌”是种误解
最近，一本为配合“凤凰卫视”8周年而出的名为《解密凤凰》一书在各地颇为抢眼，从中可以一窥不同体制下新闻的运作方式。书中披露，《时事开讲》的曹景行是“仓促中成就了一个新节目形态的诞生”。1999年5月9日，美国轰炸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三名中国记者遇难的事件发生时，正在长沙筹备与湖南卫视合作一台特别节目的凤凰高层立即中止原定计划，“遥控”了一台“中国人今天说不”的节目，临时被叫来参加节目的曹景行“在毫无防备中做出了最佳的表现”，七天的直播把他的时事评论员形象基本上立了起来，从而在无意之中开创了一个新的节目形态——《时事开讲》。
《时事开讲》创办时，整个操作模式都是试探性质的，对这个栏目并没有清晰的定位，更不用说对我们(主持人)的定位了。大家没有过多时间讨论，完全是个人在摸索，我本人也没有“形象设计”之类的东西。
《时事开讲》的组成形式也很简单，董嘉辉是主持人，我所担负的工作其实就像记者一样。晚上实际开拍时，只有三台摄像机和一个工作人员在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节省人力资源。我们有的栏目有助手，但也只是1/2或1/3——这些助手同时也兼任别的工作，比如说窦文涛，有1/4个助手(这个助手同时要做其他三份工作)，帮他打电话和联络嘉宾，这是凤凰卫视的特点，对成本控制尽量压低，因为它毕竟是上市公司，一个商业台。如果投入过大而无广告的话，这个节目就不可能存在了。
一般都以为凤凰打的是“明星牌”，我认为这有误解，好像是说拉几个有名的人就能成功一样。凤凰的成功首先是节目好，其实凤凰真正的名人并不多，最早也就杨澜是位名人。如果说许戈辉、鲁豫来凤凰之前还有一定的知名度的话，那以前有几个人知道窦文涛？都是节目成功后，抬高了主持人的地位。当然，一些主持人名气大了之后，“凤凰”可能利用这些主持人已有的资源来增加工作本身。比如昨天(3月31日)鲁豫第三次采访了马哈蒂尔，就是利用她以前采访的资源，如果说凤凰打明星牌的话，那可能这算是吧。反正至少我本人的工资都是根据香港的市场行情涨落的，而不是什么“明星身价”。
陈晓楠:“‘凤凰’抓住了主持人的个性就不放”
回忆起2003年开播的情感对话节目《冷暖人生》，独挑大梁的陈晓楠说不清这种创新在“凤凰”到底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确切地说是‘凤凰’与主持人个性的不谋而合”。从在中央电视台做经济节目、以轻松活泼的辞令与全球五百强企业总裁电视对话开始，陈晓楠“感性地做新闻”的方式在“凤凰”得以延伸。与节目形成的强大辐射力相比，“凤凰”每个“简单得不能再精简”的制作班底在华语传媒开创了一个个收视传奇，晓楠说，“凤凰”给予主持人的“更多的是空间”。
“凤凰”的节目都是以主持人为核心的，一个主持人如果没有能力成为节目的核心与亮点，这个节目在“凤凰”的生存就很困难。“凤凰”的新闻做得比较感性，观众看电视的时候不是与节目交流，而是和人在交流，主持人带给观众的感受最为重要。
一个新人刚来“凤凰”的时候，公司不会对你说“你要学习某某的主持风格”，而是放开手让你自己做。他们只会告诉你，“我们需要一种这样的感觉”，而这种“feeling”其实挺含糊的，可能谁都不清晰，只是在做节目的过程中一起尝试。很可能你最后做出的节目不是公司当初设想的模式，但只要有了风格，他们会说“这样也很好呀”，然后你就成了你自己，没有任何模仿对象。一旦主持人有了突出表现，“凤凰”一定会注意到，然后就紧紧抓住主持人的个性不放，不断地将之放大。
我刚到“凤凰”做《凤凰早班车》的时候感觉挺新鲜的，一个节目的所有班子都是为主持人配置的，人员特别精简。“早班车”只有主持人和节目主编两个人做，报纸的选择和新闻排放顺序基本由主持人最后决定，主编起辅助作用。我做的《凤凰午间特快》也一样，没有既定稿件，只有一个大体思路，主持人事前告诉主编，“我的思路是3配5(第3条新闻配第5条)、5接6”，说明需要用的图片，然后就直播了，主持人开始按脑子里的思路“说”新闻了。
其实凤凰做很多大型时事直播时，主持人是“仓促上阵”的，个人平时积累和素质最重要。刚开始还会告诉你一个大致的安排，到后来就现场直接发挥了。比如说最近直播台湾大选，主持人都不太确切地知道什么时候上节目，一旦到了直播间，就像一个乐队指挥，和导播进行没有语言的配合。导播告诉主持人的是“现在给直播间5分钟”，主持人就要说上5分钟;如果是“接现场”，就要马上和现场记者交流，如果是“与评论员聊2分钟”，主持人就马上开始聊。所以在凤凰，体制十分自由，扔给你一个节目就做，主持人冒出来也很快。
主持人自己也在依靠节目不断自我发现，2003年开播的情感对话节目《冷暖人生》就是专门为我设计的。我以前主持的多是经济或时政新闻，但我发现自己在对话类节目中是个很好的倾听者。已有的《鲁豫有约》和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定位是访谈名人，我们想做的是讲普通人的故事。公司专门配置了庞大的队伍，所谓庞大也就是4～5人，一个制作人、一个主编、几个编导。其实将节目定位在“普通人”范围挺大的，内地尝试过类似的节目并不成功，我们也有很多的疑虑，但这些在做一期期节目的过程中都迎刃而解了。我们不想做社会公平调查或人生苦难这样的东西，而是发现活着的人生命所在，他们在这个变革的社会中、作为小人物在困境中的努力和挣扎。比如我们做的《乞丐父亲》讲一个在广东乞讨的人供养三个孩子上大学的故事，《人体模特》是一个79岁在广州拣垃圾的农村老头，因为满脸的皱纹刻满沧桑，被美院的人请去了当人体模特。但他还是过着拣垃圾的生活，想着养家的心愿。一开始我也担心这些普通人缺乏讲述能力，可是后来发现，如果把他们请到镁光灯下，让他们在一个抽离的空间讲故事会让人紧张，但是我进入到他们的生活中，这些有故事的人都会在某个时刻变成讲述的主角，每个人都很能说。这种朴素的情感会不断地撞击我，而我每被撞击一下，观众可能也跟着被撞了一下。所以我主持的时候力求自然，我无法装作乞丐和另一个乞丐交谈，我会对他们有好奇、有疑问，我把每一点感受表现出来，我相信我的直接反应也是观众的感受。这个节目从去年1月1日开播到现在做了近80期，广告收益也挺好的。但我们主持人不用直接感受节目的经济压力，每年预算定了、节目反响不错，我们只用专心做就可以了。
董倩：“中国太需要功底扎实的出镜记者”
外型理智老练、以知性女性形象获得观众缘的董倩很容易让人想起类型相同的敬一丹，所不同的是，从演播室到新闻现场的转移展现出十年来中国电视新闻越来越专业化的流变。出镜记者正在成为电视新闻的“第一视点”，中国电视也在讲述新闻事实时以弱化观念的转变赢得了更加国际化的声望。
1995年我大学刚毕业就到了《焦点访谈》的国际组跟水均益等一起工作，我是学历史的，对新闻没有任何理论和实践经验，是随着央视电视新闻发展慢慢成长起来的。在那儿只工作了一年，我到了《东方之子》做出镜记者，那时我才25岁，可是和现在30多岁的样子也没什么区别，制片人觉得我看上去比较“老”的外型合适这样的节目。《东方之子》想摆脱过去对名人的仰视采访方式，而是在人物不同的职业外壳下挖掘共同的人性的东西。与《焦点访谈》由事件推动相比，这档谈话节目对记者的要求也不同，记者与访谈对象的语言、目光、思想碰撞而形成的个人风格变得尤为重要，个性在这里被强调和放大。
随着新闻改革的发展，电视新闻的直播越来越多。在《东方之子》做了三年后，我不想满足于单纯地采访人物。这时我刚好有个机会参加了1999年底的澳门回归大型直播节目。直播对记者的现场采访能力要求更高，不过我们一般都有稿子，记者要做的是更加敏锐地把握现场以及镇定自若的心理素质。
2000年我加入了《新闻调查》，这是一个全面培养出镜记者的好地方。整个栏目组有3个出镜记者、近10名编导和近10名策划。我们试图挖掘新闻事件中人物的所思所想、将事件的双方展现出来。节目选题由制片人定，记者采访一个节目的周期是7天，由于《新闻调查》的时间是《焦点访谈》的3倍，它有足够的空间和容量来展现事件。记者会操作具体节目的节奏、视角，记者的采访时长与编导编辑后的播出时长为10∶1，所以编导对节目取向的把握也很重要，这是一个集体合作的过程。出镜记者在第一现场，其他人(包括观众)都是在通过他的眼睛看事件，所以他们的采访和挖掘深度尤为重要。现在我们的电视新闻太需要功底扎实的出镜记者了，像白岩松、王志等因为所做的节目突现出来，形成个人风格后又带动新节目的成长。新闻主持人或记者不可能靠炒作煽乎起来，他们需要带给观众信任感，同时必须反应灵敏、阅历丰富。(李菁、吴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