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辛遭暗杀后的以色列，会迎来一个更动荡的春天吗？

　　春天，耶路撒冷。在哈马斯精神领袖亚辛被以色列定点 清除之后，中东、世界，都似乎在等待，等待报复升级，等待血色溅满春色，这其中我们更关注在风暴中心的1万多名同胞，对他们这注定是一个异样的春天，但我们希望会是一个安全的春天。

　　国际先驱导报驻耶路撒冷记者刘洪报道　王崇君是山西建工集团派驻以色列的代表。3月22日早晨，在得知亚辛被暗杀的消息之后，他做的第一件是就是打电话给各个工地的工头儿：“中午一定要召集员工会。要告诉工人们，千万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要注意施工安全，更要注意工地外的安全。”

　　王崇君：“最让我欣慰的是，工人们不用挤公车”

　　王崇君，山西建工集团驻以色列代表；樊志刚，耶路撒冷中国劳工。

　　王崇君告诉记者：“以方管理层也很关心我们。比如14日阿什杜德港口爆炸，当时我们有一个工程队就在附近，看到了黑烟冒起……以方马上给我打电话，叫我统计一下中国工人，他并且要我转告他们，即使碰到这种事，千万不要有好奇心，别去看热闹”，他说。

　　颇让王崇君感到欣慰的，是公司130多人虽然分属不同工地，但上下班都有班车，“这太好了，工人们不用挤公共汽车。你知道，在这儿，坐公共汽车，太危险了。”

　　他说，作为一个管理者，亚辛事件发生后，他已拟就了一个“防范通知”，列出几条安全纪律，要求每个工人遵守。“即使要去买东西，最好也要去比较安全的地方，或者打电话叫外方送货。这个地方，哪里都不安全，还是少出去为妙。”

　　“以前之所以有中国人遇害，主要是他们打散工，必须坐公共汽车来回跑，出事的几率就大”。

　　樊志刚是王崇君手下的一名工人，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谈到当前局势，小伙子憨厚地笑了：“外面挺紧张的，但我们这儿还比较安全，毕竟这里是工地，外人一般也进不来，我们也很少出去，更不乱走。”

　　他说，现在局势紧张，工地每天晚上都要查点人数，9点之后，所有人都不许离开工地，“管理确实严了一点，但这样也安全一点”。

　　陈华：“上公车我总是两腿发软”

　　陈华，来自福建，哥哥陈能鹰是一次自杀式爆炸袭击的受害者。

　　1月29日，沙龙官邸旁发生了一次爆炸，正坐在公共汽车上的福建工人陈能鹰身受重伤。经过以色列医生的抢救，他最终脱离了危险，但却永远失去了一只眼睛。两个月过去了，目前他已基本能行走。“但要完全恢复，至少还要半年时间吧”，这位不幸却又算是幸运的小伙子说。

　　为照顾陈能鹰，妹妹陈华和嫂子来到耶路撒冷。由于住处和医院之间有一段距离，他们来回必须乘坐公共汽车。“我躺在病床上，最担心的就是她们的安全。哎，公共汽车！！”陈能鹰感慨地说。

　　“每次从医院回到家，都要给哥哥打个电话，告诉他：我们回平安回来了。只有这时，他的一颗心才算落了地”，对于这一点，妹妹陈华也感触颇深。

　　在以色列一个多月的生活，陈华感到与国内最大的不同是：“总是提心吊胆的。走在大街上，没有国内那种放心的感觉，好像周围总有什么危险。”

　　“以前，我也觉得自杀式爆炸的概率挺小的，但自从哥哥遇到这种事情后，我总觉得危险离得很近。每次去医院，坐上公共汽车，我总感觉双腿发软“。

　　“确实挺无奈和害怕的，但又能怎么办呢？就这样子了，时间长了，也有点习惯了。”顿了一顿，她又说，“现在局势更紧张了，好在哥哥已在家休养，至少，现在不常去医院，不用每天坐公共汽车了”。

　　范建民：“最好再也不要听到那样的消息”

　　范建民，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参赞；王芳，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工作人员。

　　最让范建民担心的，是在以色列的中国公民的安全问题，至于个人，范建民说，“我想自己还是没有问题的。外交官出入的场合，安全相对有保障一些。顶多那根‘小心’的弦比以前绷得更紧一点罢了！”

　　“目前在以色列有1万多名中国人，主要是留学生和劳工，他们住得都比较分散。每次发生爆炸，我们都非常紧张，就害怕中间有我们的同胞”，范建民说。

　　“使馆已经制定了一套应急方案，分工很明确，如果真有爆炸发生，我们将立刻投入工作，同以色列有关部门联系，确认受害者中是否有我们中国人”。

　　“当然，我希望，最好再也不要听到那样的消息”，范建民一字一顿。

　　谈到安全，已经在以色列工作三年的外交官王芳也有很多感受。她说：“以前看战争，总以为跟电影上演的似的，敌我双方摆开架势来打；但在以色列，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所以我感觉落差特别大，特别难适应。你看着大街上，成双入对的人，很幸福，但谁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在谁身上呢？”

　　“三年里，爆炸发生得太多了。每一次爆炸，我们心里总是‘咯噔’一下，紧张一段时间；然后，慢慢放松。又一次爆炸，再紧张一下。但这次亚辛被杀，估计紧张要持续一段时间了”。

　　“这是一种在生命边缘上的生活，”她最后总结说，“似乎很刺激，也很无奈。自己多注意吧！”

　　叶紫：“遭遇爆炸就跟在街上被车撞一样”

　　叶紫，特拉维夫大学中国留学生；小张，中国留学生。

　　21岁的叶紫来以色列已经3年，基本上适应了这里的环境。“亚辛被杀后，要说冲击嘛，肯定有。最主要是来自家人的，他们不断打电话来，再三叮嘱：务必不要乘公共汽车，务必不要出远门，说得好象这儿到处都有爆炸似的”。

　　最让她感叹的倒是周围以色列同学的平静态度，“也许都习惯了，他们很多人都无所谓，虽然他们也说：这一段时间会不平静，但该坐公共汽车的仍坐公共汽车，该上饭馆还是上饭馆，没事人似的”。

　　“我同屋就跟我说，遇上自杀式爆炸就跟在大街上被车撞一样，碰上了也没办法。生活总还要继续，光恐惧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这位来自天津的姑娘说。

　　留学生张(化名)至少算是和自杀式爆炸有过接触。几个月前的一次爆炸就发生在他平常乘坐的耶路撒冷19路公共汽车上，幸运的是，他当时坐的是相反的车次。

　　至于自己的安全，他说：“应该没什么问题，我感觉我们这儿相对好一点，同学们也都对我说，少坐公共汽车，谁都不知道爆炸将发生在哪辆车上。”

　　说归说，但至少23日他去学校还是要坐公车。他随即跟我解释：“这段时间，我会尽量搭别人的车，实在不行，我就走着去，也就几十分钟。”

　　最后，他再三要求我不要署他的真名，“本来家里人就挺为我心急的，你再把我名字一报道，他们就更担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