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兆龙 

　　“山东第一贪”、原山东省政协副主席潘广田被捕后曾经喊冤：“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为什么抓我？我想不通”。消息见报后时评纷起：有问其受贿百万何冤之有的，有评其大官大贪罪有应得的，有……所论皆有其理。但贪官嚷嚷“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的问题是否存在，不知是无意疏忽还是有意回避，未见评说。

　　潘贪官“比我受贿数额大的人多的是”之说，显然是狡辩。然而潘氏所说的情况客观上存在与否，却是一个敏感的问题。为反腐败斗争深入计，应当予以正视。

　　潘氏“喊冤”触及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反腐败的软肋。十五大以来的五年中，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861917件，开除党籍137711人，开除党籍并受刑事追究37790人，其中县处级以上的腐败官员31516人(2002年11月20日《人民日报》)。这组数字使人既振奋又忧虑。开除出党的占6000万党员的千分之二点三，被绳之以法的腐败官员占600万干部的千分之五点三，都不到百分之一的比例，这就意味着99.4%以上的党员干部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

　　上述数字说明了干部队伍廉洁的程度，然而国家统计局在全国30个省区市进行的党风廉政民意调查显示，群众对反腐败的满意率为69.08%(2002年11月2日《中国纪检监察报》)，99.4%的廉洁比例只有69.08%的满意比例，很不对称。前中纪委副书记刘丽英同志说：“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不断加大查办案件的力度，突破了一批有影响的大案要案，但查处的这些案件只是实际存在腐败问题的一部分(2002年11月12日《中国妇女报》)。看来，还有腐败官员没有揭露出来，确实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

　　查处率小于存在率，缘于目前尚不完善的法治框架内，执法程序中存在着许多非法治的成分。腐败官员有“三关”可遁：

　　公众将问题举报给地方长官，长官批示“了解一下”“调查一下”“初查”或“查处”，用语不同，调查的力度深度广度就不同，真正批示“严肃查处”的可谓慎之又慎。这一关，就庇护了一些干部。

　　进入调查后，客观方面的不作证、不合作乃至泥门堵洞、攻守同盟、违法必救等等的活动，给调查平添偌大阻力，能查实一些问题已是很不容易。这一关，又会让一些被查对象有惊无险，混过关去。

　　查出了一些问题后，是纵深挖掘扩大战果还是就事论事地处理，还要向地方官员请示，当地领导党性原则强的，反腐败深入发展；方方面面情况复杂的，能向各方有个交待也就罢了。这一关，又会有一些干部绝地逢生、腐而不败。

　　只有真正进入“双规”“监视居住”的程序，才有可能最终抓住腐败之鱼。而要进入这个程序，先得闯过前面那“三关”，法治空气浓当然可以破关斩将，人治空气旺只能半途而废。

　　反腐败的查处率小于腐败的实际存在率，这个差额就是反腐败工作的差距。一度只看到查处案件成功的报道，只看到查办案件的同比增长数，很少见到查处概率和腐败概率的比较；用成绩鼓舞士气振奋民心固然重要，但不能对差距视而不见。 　　

　　杂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