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重直

　　中国金融政策的出台，仍延续着计划体制下的传统，年初布置工作并发布金融政策。2004年的金融工作重点有三，一是控制新增信贷总量的增长，二是稳定汇率，三是国有银行的改革。

　　贷款可能难度加大，融资成本可能提升

　　国家经济政策中莫过于货币政策对企业的影响大了。2004年，中国货币政策的解读是一个字，“较紧”。2004年货币政策的预期调控目标是，M1(狭义货币，现金和活期存款)和M2(广义货币，M1+定期存款)分别增长17%左右，而在2003年，M1和M2的增长分别是18.67%和19.58%；全部贷款新增2.6万亿，比2003年的2.99万亿减少3000多亿。这是在连续五、六年的较宽松的货币政策后，中央银行根据市场形势发出的一个政策变化信号。尽管对中国经济是否过热有不同的判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同的判断是人们所属职业、行业、地区和角度不同的货币政策期望所致。

　　企业家、尤其是地产商希望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一个低利率政策；各级政府官员希望GDP比前任增长的更快，新增就业人数更多；证券公司希望股市更加火爆。但是，以保卫人民币币值稳定为己任的中央银行，相对其它行业、部门甚至政府，对币值的稳定都更加敏感和宏观。

　　一个比前几年“较紧”的货币政策对企业家有何影响？中国式的货币政策有何特点？

　　一是贷款会较前几年难，尤其是中央银行所列出的行业，如钢铁、公路、水泥、城建、汽车、房地产等等，这些行业所涉及的上游和下游产业和行业几乎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二是利率有上调可能和空间，企业的融资成本会加大。

　　货币政策实施也有“软肋”

　　但是，货币政策的制定是一回事，货币政策的实施又是另一回事。相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而言，中国的货币政策有其特点。这个特点一是，货币政策的“力度强”而缺乏其“柔韧性”，二是，中国的中央银行缺乏有效实施政策的环境。这分别是，中国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的匮乏和央行的非独立性两个“软肋”所致。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成熟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一个“组合拳”，有利率、公开市场操作、汇率、准备金率、贴现窗口等等。而中国的汇率“盯死”一种外币，失其一利器；利率尚未市场化，又失其一利器；贴现窗口和公开市场操作由于利率的管制，使其政策传导受阻，又失其一利器的大部分锋芒；计划经济下的“信贷额度管理”已经取消，又失其一利器。仅剩的是准备金率、利率的官方调整、大打折扣的再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去年第四季度，中央银行为控制信贷的过快增长，所采取的政策也只有将准备金率调高和“道义劝告”。

　　中国货币政策的第二个“软肋”是，与世界上大部分市场经济的国家不同，刚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再次规定，中国的中央银行是完全在政府的领导之下，没有独立性。这就导致中国的货币政策不是“央行的货币政策”，而是“政府的货币政策”。政府的货币政策与央行的货币政策的重要区别在于，保卫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仅是政府在GDP增长速度、就业增加、区域经济平衡发展、保持出口增长等一系列重要政策中的一项，而保卫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则是央行所追求的惟一目标。很明显，当通货膨胀的压力还未足以损害GDP的增长，当通货膨胀还未产生比就业更沉重的压力，当通货膨胀还仅仅是一种可能或苗头的时候，让政府断然下定采取“较紧”的货币政策也是一个艰难的抉择。

　　2004年的中国货币政策的预计，政府、特别是央行已感到了通货膨胀的压力，力图采取适度紧的货币政策，同时，希望避免对国民经济造成过大的影响。但是，较紧的货币政策能不能真正实施，最终还取决于什么是中央政府面临的最最重要的问题和挑战。

　　影响汇率的变量很多

　　2004年金融政策或改革的另一个要点是，汇率的稳定与改革。官方的讲法是，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什么叫“形成机制”，能理解的人恐怕不多；什么叫“合理、均衡”，市场供求决定的就是合理、就是均衡，所以，合理的就是均衡，均衡的自然合理；变动百分之几叫“基本稳定”，这都是一头雾水。尽管，理论上有很多“汇率假说”，其实，我的理解是，汇率是“市场加密谋”的结果。毫无疑问，市场供求是决定汇率基本的、长期的趋势，而在此基础上的“密谋”则决定了短期的波动。就长期趋势看，一国汇率的走向，与其经济规模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扩大，与其经济竞争力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提高成正比。我们只需拿30年前的德国、日本，20多年前的台湾、韩国、新加坡的汇率与今天的汇率做一个对比，就不难发现其中的规律。只要中国的国力不断增强，全球竞争力不断提高，人民币的走强将是一个长期趋势。但是，就短期看，就2004年看，则是一个多变量的随机事件。这些变量重要的有，国际收支、价格、经济增长、就业、国际环境、重要能源的供需等等，还有国内外政治的因素。这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常常让人大跌眼镜的扑朔迷离，又千变万化的市场。对企业家来说，能做的只有采取各种措施规避短期汇率风险，可惜的是，我们的银行所能提供的汇率风险规避工具太少。

　　银行改革不破“死结”没结果

　　2003年底，政府决定动用国家外汇储备450亿注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尽管笔者对注资一事，从程序、从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和改革的绩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参见《中国企业家》2004年第二期)，但是，这毕竟是拉开了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帷幕。

　　如果我们暂时抛开银行经营的产品是“货币”外，银行就其性质与我们企业家经营的各种企业没有任何区别，银行就是企业，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它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要不断降低成本，要持续地创新，生产新的产品，要提高效益，要扩大市场，要加强管理，要降低风险，要提高利润，以创造对股东投资价值的最大回报为目标。我们这样讲是要说明，相对于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具有一定专业理论性外，就其银行的体制改革，银行问题产生的原因，企业家们可能更洞若观火，理解的更深刻。试想，一个没有产品创新冲动的企业，一个几乎在所有方面没有自主权利的企业，一个常年大量生产废品(贷款)还可以存活的企业，一个领导人(行长)是组织任命的企业，它要进行一场洗心革面的改革，恐怕靠“输血”是不能奏效的。我们可以想象的到，其实，这次“输血”并不是像有些学者说得那样，是银行改革的“壮举”，而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政府为此承担上太大和太多的道德、法律、政治和施政风险。而这种风险又由于对公众不公开的“财技”运用而增大。

　　银行改革能否成功，前提是要改革政府对待银行的监管哲学和理念，不能仅把银行看成是管理和统治经济的工具，而是首先要把它看成是一个企业和产业。指出这点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在我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最容易忽视的地方，是造就西方银行制度的“隐含前提”。这个“隐含前提”在关于西方的银行或企业的论著中很少提及，这是因为，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宣言》发表后，制度性和宪政性的安排“政府权力”和“企业(或公民)权利”，已经是一切现代企业和公民发展的不言而喻的前提和成熟的文化环境，而这对我们来说，甚至对“中文语言”环境下的社会来说都是陌生的。本文不打算就此展开讨论，仅是指出，由于银行经营产品的公益性和社会性，由于银行产业对国民经济的重要，导致政府权力在其它产业和行业不断减小和限制的同时，在银行产业中被毫无忌惮地扩大，而且现在还有更进一步的“强化和加强监管”的趋势，银行的权利已荡然无存，这怎能产生出具有竞争力的银行和金融产业。要提及的是，一个从政治科学和思想学说讨论中的关于“权力”和“权利”引出的命题，在中国金融界很有市场，这就是，“坏政府也比无政府好”，即“一个效率低下，但‘稳定’的金融体系也比具有竞争力，但更具‘破坏’性的银行好”。“权力”天然的扩张和残忍，“权利”天然的贪婪，如何制度性的安排好政府的“权力”与银行的“权利”，是中国银行改革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