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院的经理武志强现在显然有足够的底气和自信来面对业界同行与熙攘的影迷,甚至有更多的时间他会立于影院开放式的售票吧台前,与职工们一起迎来送往,难掩满面的春风。
这座经历80余年风雨飘摇的老建筑在一年前后所焕发出的久违的生气,委实令人振奋。将这股生气量化为数字则具有更加鲜明的历史意义与励志效果:2002年,中国电影院年票房收入30万元,这一数字在2003年除去“非典”停业期,在短短9个月里,戏剧性地变增为130万元人民币;不仅如此,根据统计,2004年1月和2月,中国影院的电影票房收入几欲突破30万,已相当于其2002年全年的票房收益,当然,这个增长也不能回避红星电影院迁走的客观因素。基于此,“中国”已将2004年的票房目标锁定在180万元。
退回一年,180万在武志强等“中国”老职工眼里,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而武志强也绝没有想到,多少年来艰辛守望、不见起色的老影院,居然是一座富有开掘潜力的“富矿”。2002年底的一次历时甚短、规模并不浩繁的影院改造,却使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2002年底,市财政斥资300万元的影院改造,使中国影院拥有了几乎能与国内三星级影院相匹及的硬件装备:金属银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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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设备、冷暖环境、显示排号位置的电脑售票系统,以及座椅的舒适度……“此次影院改造使整个青岛的影院设施建设获得了一次基础性提升,”市电影公司总经理、青岛银星院线公司董事长刘春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青岛目前仍存留的影院设施大都延续了解放前的老旧设施和建筑,几十年间没有更迭,从而导致像‘东风’、‘胜利’、‘遵义’等一批老影院因不具备电影放映条件而不得不停业或转业。这几乎已经成为影响和困扰青岛影市进一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这一客观气候环境下,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改造无疑具有历史性的跨度。”
而影院设施的建设为城市电影市场所带来的活力已是不争的事实。刘春光犹记得一年前市文化主管部门组织的一次南方影院设施专题考察所获得的一组数字:2000年杭州市电影公司统计的市内影院总票房为2000多万元,在三家大型影城相继崛起后的2003年,这一数字已增至5000万元;与此相类似的是宁波的影院建设,2003年两家影城的创建,将该座城市的影院总票房由1500万元改写为近5000万元。刘春光认为,这些统计数字虽然粗略,却依旧可以作为“大型影城是城市影院票房绝对增长点”的重要依据。“他亦粗算了一笔账:在青岛兴建两座规模适中的影城即可获得3000万元的票房增量,这还是一个保守的估计。”
中国影院有限范围内的小规模改造姑且可以看作是城市影院设施进一步完善的一个有力前奏。而即便是有几许春风得意的武志强也并未满足于影院目前的现状:“多厅影院的概念是至少要有5至6个放映厅,每10分钟就会有一场电影,‘中国’还做不到,它只有三个厅,最快也只能是每半小时放映一场。”曾在上海目睹了某大型影院一年100万元爆米花销售额的武志强告诉记者,相较于改造后的硬件设施而言,中国影院所能创造的票房之外的附加值还太低。在这一称得上亡羊补牢式的改造进程中,“中国”不自觉地被推到了青岛电影市场发展的历史前台,并率先显现出设施建设之后的企业活力。
2003年初中国影院在改造开业之始,岛城独家买断《周渔的火车》,此举被武志强和影院职工们称之为“壮举”。因为这部富有争议的文艺片在国内诸多大城市的先期票房并不十分理想,最终“中国”以10万元买断其青岛独家上映权,并实现了18万元的票房收入,这一数字甚至超越了该片在省内另一条院线———新世纪院线所属各大影院的全部票房总额。而“中国”亦借此做出了改造后的一次全新的定位尝试:面向白领阶层人群的时尚。
设施装备与定位档次的提升使得职工们心态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站在敞亮的落地玻璃门前,会情不自禁地微笑,与人的交流不知不觉地多了。感觉这样才叫正规。”这是一位在“中国”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职工的心里话。
去年职工们共同确立了一条服务宗旨:“观众满意就是我们的心愿”,这条宗旨后来差一点就刻在了前厅一侧的墙上。在市文化主管部门以及市电影公司的支持下,“中国”主办了青岛市首届电影海报展。影院还因此收到了一位老同志的信。老人在信中说,他已经有几十年没有进过青岛的电影院了。却特意为海报展来了数次,他为影院发生的变化欢欣鼓舞,同时也感谢“中国”唤醒了自己童年的某些记忆。一个影院设施的变迁,唤醒了一座老建筑某种潜在的吸引力,同时那些一度被人们误读的有关青岛电影市场的冷落与萧条也会由此找到另外一种诠释与解读路径。本报记者李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