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遭遇车祸
总结自己采访中的表现，有不少值得检讨的地方，最重要的一点是没有处变不惊的大将风度，离“名记者”风范还有相当大差距。不过，在一次深夜经历的风险中，我还是做到了处变不惊，因为没等到惊的时候，我已经“晕菜”了。
去年3月21日上午，那个德国“哥们儿”洛伯林打来电话，说经过再三研究，同意安排我当晚跟随德军巡逻车参加夜间巡逻，让我马上到德军威尔豪斯军营报到。带上笔记本电脑、海事卫星电话以及分社所有电脑和卫星电话备用电池，我出发了。
报到后，洛伯林先向我宣布了几条纪律：第一，在巡逻车内部不许拍照；第二，不得携带任何通信设备；第三，巡逻期间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向外界传递信息；第四，如果巡逻期间遭遇袭击，不得参与战事，应立即向对方表明自己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尽快以最安全的方式撤出战场；第五，如遇德军士兵在袭击中伤亡，不得拍摄伤亡人员的面部及身上有身份标识的部分。他说完后，又让我复述了一遍。
确认我记住了这几条纪律后，洛伯林又拿出一张声明让我仔细阅读。我一看，与乘坐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WFP）班机前的那份声明如出一辙，大意是：“我自愿参加德军军事行动，如有意外，后果自负。”不同之处在于，这张声明后面附了一张身份明细表，需要填写姓名、性别、年龄、国籍、护照号、在阿富汗所属机构以及血型。签了“生死状”，洛伯林又没收了我的海事卫星电话和手机，逐一登记后给我打了个收条。
随后是漫长的等待。凌晨12时，正当我们情绪高昂地交流着各自肚子里的笑话时，一名德国军官走了进来，说巡逻队正准备出发。洛伯林的脸又严肃起来，命令我复述了一遍那几条纪律，又给了一件白色大背心让我穿上。背心的前胸和后背上各有几行波斯语大字，洛伯林说，上面写的是：“我是记者，别伤害我。”
门口3辆装甲车已经发动了，那名军官指引我上了中间一辆，自己则登上了第一辆，第三辆是印着红十字标识的装甲救护车。我清点了一下，算上我自己，乘员室里一共5个人，算上驾驶室里的正副驾驶员，全车一共7人。
一名士兵关上了车门，收走了我的电脑和相机，与他们的步枪一起挂在后车门的挂钩上，然后帮我系好安全带。那种安全带像是飞机安全带再加左右各一条汽车安全带，扣好后有自动收紧功能，基本上是把人绑在了座椅上。
车启动了，缓缓开出了威尔豪斯军营。送我上车的那名军官出现在乘员室前端的屏幕上：“各位好，我是本次巡逻任务的指挥官高尔茨伯格，本次巡逻的路线是从威尔豪斯军营沿喀布尔－贾拉拉巴德公路向东到赫德克尔山口，再原路返回，全程47.8公里。现在请各车关闭室内灯，各成员注意观察沿途情况，遇非常情况立即报告。”指挥官用英语和德语分别下达了这道命令。
熄灯后，车内开始热闹起来，那4名士兵开始聊天。抵达巡逻终点后，第一辆车调头折返，我清楚地听到了它从我乘坐的车辆左边驶过的声音，并感觉到我们的车是在以同样的动作跟进。就在这时，我们的装甲车突然加速，疾速向右来了个90度大转弯，随后便翻了下去，重重地倒扣在河床上，又翻滚几次，终于倒扣着停了下来。
“嘭！”一声巨响。车底的应急门自动弹开。伴着那一声巨响，我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心脏跳动了一下，我还活着？对，我还活着！心脏的那一次跳动像是打开了生命的开关，我的一切感觉都回来了，但只有剧痛，脑袋像要炸开一样地剧痛。
车外的人进来了，帮我打开安全带，几个人开始搬动我的身体。一阵凉风吹到我的脸上，一名士兵在我左臂上打了一针，随后我被放到了地上，落地的那一刻，我看到几名士兵正抬走一具浑身被血浸透的躯体。“
L aptop， my laptop（手提电脑，我的手提电脑）……，”说完这句话，我彻底“晕菜”了。
再睁开眼时，又看到了洛伯林，身边还有一名军医。军医走到我面前，伸出两个手指，问：“这是什么？”
“两根胡萝卜，”我说。
军医听了，又问了一遍：“这是什么？”担心再胡说八道会引起麻烦，我认真地说：“两根手指，食指和中指。”这回军医的神情不那么紧张了，转身对洛伯林耳语了几句后出去了。洛伯林走到我身边，又是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现在是3月22日下午3时40分。医生给你做了检查，你的大脑受到了强烈震荡，昏迷了11个小时。听得清吗？”“没问题，请继续，”我说。“那好”，洛伯林还是一脸严肃，“我们准备今晚把你送到（德国）法兰克福的空军基地接受治疗，如果你同意的话，我马上通知你们使馆以及德国使馆，为你办理签证。”
一听这话，我急了，马上坐了起来，脑袋再一次要炸开了。“不行，不行，你得送我回去，”我冲着洛伯林喊。为了让他相信我头脑确实清醒，我还要他口述了分社驻地的地址。“我得与医生商量一下，”洛伯林松了口，转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军医带着四名士兵抬着一副担架进来，洛伯林跟在后面。我从床上下来，整理了一下几乎要散成浆糊的大脑，对医生说：“你看我很好，可以自己走。”军医没拦我，示意两个士兵搀着我走出医务室，又把我扶上一辆救护车。救护车在两辆装甲车的护送下，把我送回了分社驻地。这阵势不仅把曹卫国和王雷吓了一跳，也让街坊邻居们吃惊不小。
两星期以后，我那几乎震散了的大脑，终于又紧密“团结”到了一起。其间，德国军医每隔一天会来给我做一次检查。在洛伯林的一再要求下，分社没有对这一事件作任何报道。国际安全部队也再没有接受过其它媒体参与其夜间巡逻的请求。（待续）
新华社记者孙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