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款在酒席上这样吹嘘自己的“能耐”：“在简阳谁最大？王善武！我让他10分钟之内过来，他就会像狗一样赶来。”说罢，摸出手机就打电话。果然，10分钟内王善武气喘吁吁地来了，并连声道歉。王善武，便是当时四川省简阳市的一市之长，在简阳市可以说是权倾一方、八面威风。可在某些大款眼里，他不过是一条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无独有偶，江苏省无锡市郊区会龙实业总公司原总经理谈根发，在一次酒席上趁着酒兴向哥儿们显摆他与无锡市原副市长丁浩兴关系不一般：“我让他15分钟到，他不敢16分钟到。”一个电话打过去，14分钟左右，这位副市长颠儿颠儿地跑来了。

　　根据纪检监察机关查处的案件分析，成克杰、胡长清、慕绥新、马向东、李嘉廷、李纪周、潘广田、王怀忠、刘方仁等贪官的背后，都有一长串大款们的影子。从中纪委副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刘丽英同志在一次谈话中指出，领导干部傍不法大款现象严重，是当前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和警惕的腐败现象。

　　傍官三部曲

　　大款傍大官的目的只有一个：权为你所用，利为我所谋。而大款傍大官的手段和策略却“各有千秋”，概括起来，可归结为三部曲。

　　第一步，打通关节，结识大官。大款直接能熟悉大官当然好，但并非所有大款都能与大官有天然的密切关系，这就要结交。贵州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曾出过一名被枪决的贪官阎健宏，其继任董事长向明序上任时信誓旦旦，声称要接受阎健宏的教训，绝不重蹈其覆辙。可仅仅一年，就跌入大款精心设计的色情陷阱。1994年6月，贵阳个体老板贾某对员工许诺：“今年谁能攻下向明序，年终一定给予重奖。”手下员工四处跑关系、找门路。最后还是其胞兄亲自出马将向明序“拿”下。

　　攀老乡、收买大官子女或亲属、借助“枕边风”吹昏大官等，都是大款接近大官的常用之法。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原市长刘知炳的女儿刘芳1992年刚从桂林旅游专科学校毕业，就成为“人见人爱”的“香饽饽”，被一些大款争而抢之。最后把柳州的这个公主要到身边的该市外贸公司一名总经理得意地说：“把刘芳要到外贸公司，是我一生最大的成绩。”他看中的当然不是刘芳，而是刘芳身后的市长父亲。还是这位总经理说的：“刘芳的名字就是无形资产，就是公章、介绍信和通行证。”花了不菲代价弄到刘知炳的女儿后不久，“市长千金”的“神效”就发挥出来了。外贸公司几十辆走私车辆的牌照，在“市长女儿”的招牌下轻松搞掂。

　　第二步，循序渐进，套住大官。且看广西凭祥市一度假村老板林某的手法：为了把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徐炳松拉下水，大款林某先与之攀同乡，趁徐炳松到凭祥市检查工作时，找上徐炳松送点心；接着又找机会专程到徐家登门拜访，拉近距离；继而趁过年又送上2万元给徐“办点年货”，终于成了徐的“心腹”；最后林才露出真面目，先后来到徐家要徐炳松为其开典当行、开金矿等提供方便。徐炳松乖乖照办，并收受林的9万元贿赂。

　　第三步，狮子开口，咬住大官。一旦大款成为大官的密友，一切都好办了。贪官们已身不由己，不能不乖乖就范了。1992年秋，广西陆川县从农村走出来做包工头的丘卓林，获知县里正在筹建陶瓷业大工程，上门找到时任副县长兼县人民银行行长的吴岳耿，许诺道：“你支持我搞工程，赚了钱我给你一部分。”早已成为丘卓林朋友的吴岳耿就冲着这“好处费”，便马不停蹄地忙碌起来，直到“大功告成”。有人粗略统计，丘认识吴的几年间，丘靠吴捞得钱财2000多万元，而吴从丘处收受贿赂570万元。

　　“好一似树倒猢狲散”

　　大款和大官总是标榜互相之间存在真正的友谊，但是事实证明，只要他们进行了违纪违法的勾当，只要这种所谓友谊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而非精神基础上，最后只能落个“树倒猢狲散”、“大难临头各自飞”。

　　对此，远华走私案中的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福州市公安局原局长庄如顺就坦言：“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把赖昌星当成朋友。我理解的所谓朋友不要说志同起码要道合，我跟赖昌星谈什么？跟他谈哲学，哲学两个字是什么他都不懂。跟他谈体制，他懂得什么？我觉得我跟赖昌星只能谈很实在的问题：我要你办什么，你能给我哪些帮助？”

　　反过来，那些不法大款其实也是非常鄙视那些欲壑难填的贪官的。有的大款说得更难听：“我在向他们塞钞票的时候，绝对是把他们当作一条派用场的狗来看的，否则我自己的心态都没法平衡。凭什么要我把花花绿绿的票子往他们手里塞，还要赔笑脸？”胡长清所傍的那个大老板周雪华也有过一段“精彩表白”，他说：“游鱼贪食，钓者诱之；人皆游鱼，我则钓人。”雷立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