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宇

　　他们选择在流动中生活，在正经历着文化变迁的街道上行吟、弹唱，向匆匆来往的陌生人寄予着感情，表述着心灵，以街头音乐的方式生存着。他们是需要钱来维持生计吗？还是在等待一个会心的相遇？灵魂偶然的一个悸动？

　　是什么让我们将他们与破衣烂衫、肮脏、瞎眼的乞丐之间画上等号？他们有什么特别的文化意义吗？这些街头艺人（音乐家？）都是些什么样身分的人？

　　对音乐的理解和体认往往不能仅仅局限在乐理、技巧等专业技术范围内，广而言之，音乐不仅只是一个研究的对象，而且是体认世界的一条途径，理解文化的工具，涉及文化传袭、民俗民情、经济运作、政治体制、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音乐学者多以学术为重，以音乐厅、大舞台为艺术生涯的殿堂，这些街头一闪念间的音乐灵光则无暇顾及，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的淡漠与遗忘？而相对于堂皇的音乐厅来说，这些街头音乐对于大众而言更是亲切可感的，也更有样本的现实意义，更体现时间的本质———相对的流动性质，街头音乐让我们听得见现实世界的种种转变。

　　现代高速发展的技术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可以轻松处理和支配音乐的地带，但是声学水平上的尽善尽美并没有为我们揭示音乐的存在，并未将我们引入到与之相遇的可能性中。今天，畅销歌曲、演艺事业、明星制度入侵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完全改变了音乐的地位，音乐变成一项流水线上的工业，音乐消费是暧昧的、体现集体特征。音乐家从流浪者、家仆变成了“产业工人”。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是与实际的生活经验完全割裂，音乐创作被技术精英垄断，采用越来越多的乐器、越来越复杂的技术，融入流行甚至靡靡之音，音乐失去了活力。录音稳定了音乐作品，使之能够作商业性的囤积。它所建立的并不是一种新的流行音乐的形式，而是一种新的音乐实践。音乐变成是多余的、未完成的、关系的。它甚至不再是一种可以与其作者分割的产品。

　　音乐作为文化产业，不断地塑造着消费者，使他们醉心于认同他人，被音乐所提示所给他的成功与幸福所迷眩。年轻人将音乐视为其喉舌，表达他们的叛逆，他们的梦想与需要。而事实上，音乐是导引他们想象的工具，是将社会关系普遍地制约在商品中的一种训育方式。

　　年轻人们从音乐中寻找现实生活不能提供的“梦想的生活”，一种“流行音乐式的生活”，从中他们可以找到庇护所，以躲避巨大的、无可控制的机制；而这点也确认了个人的同一性以及集体的无力去改变世界。同质、重复的音乐成为填补世界中意义空缺的一种方法。它创造了一种不涉政治的、非冲突性的，以及有理想化价值的体系，然而空虚与绝望。

　　而街头音乐更像是新音乐的昭示或是古老音乐的复苏——一种真正自发、立即享受的音乐，逃脱所有固化的樊笼，以新方法使用乐器，“黑人音乐家只要拿起号角，就可以开始吹一些他以前从未想过的音乐。他即兴地演奏、创作，由内而发。那是他的灵魂，是灵魂的音乐。”我们似乎看到游吟乐人的回返。他们拒绝再现，即席而且感性，与录音、现代声音工具出现之后的再现及重复的音乐彻底决裂，他们的音乐是开放性的、个性化的，甚至是一种可以与其作者不可分割、血脉相连的产品。

　　它们没有骄傲的舞台，无法用堂皇的高音来震慑他人的注意力，它只是别在音乐有心人衣襟上的一朵不起眼的香花。街头音乐的意义也许就在于他们不过是一群漫不经心的观察者或是平凡的灵魂为其他平凡的灵魂所演奏的，逐渐构成了一个相对于工具理性的社会暂时疏离的社会群体，他们有着独有的兴趣与文化，有着自己的英雄与战斗。将音乐视为喉舌，表达他们的叛逆，他们的梦想与需要。无论他们的自我救赎是否彻底、是否能实现，无论他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批判，是否过于偏激过于理想化，他们首先可以选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且他们的选择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思考的设问，虽然这些声音很容易淹没在这个时代当中。

　　应该怎样看待街头音乐呢？音乐能预示，因为它具有先知能力。在本质上，它一直都是未来时代的预示者。街头音乐为我们展现的不是一个驯服的、理性的可以推理的过程，而是如同身陷迷宫，一个复杂的曲线图。矛盾时刻互相渗透，互相对立。在演奏过程中，在创作实践中，作曲更像是一种地图的绘制术，将知识、文化、理想与价值等诸要素放入音乐生产中，使人可以普遍地拥有新工具与乐器。尼采说“音乐是真理的表达”，弗洛伊德认为音乐是“待解读的正文”。在音乐中，科学是被湮没的，许多旧规则不再有约束力，为了对人说明自身，为了倾听到自己与世界的距离，我们不断地提问与思索。街头音乐，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

　　那么音乐存在于何处？音乐自身在何时涌现？

　　我们与音乐的相遇首先在于使音乐恢复对我们的权利，这权利不是暴力性的支配关系，而是向音乐提出中肯的请求，倾听音乐不是应承我们欲望的召唤，它只是无从牵挂中响应音乐的邀约。倾听音乐就是去学会感激和欣然从命，让音乐像阳光般自由地洒向我们的周身。当我们真正知晓音乐是一种馈赠，一种甚至为语言更为原始的对世界的神圣命名，我们就会知道什么叫作倾听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