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岁的赵瑛是北京一家旅行社的导游，两年前离婚后，她和3岁的女儿搬回到父母家中。赵瑛的父母均已退休，儿子赵昂是美国一家生物技术公司的高级职员，一年难得回来一次。

　　事实上，赵瑛因为工作缘故也经常不能在家陪父母，女儿上幼儿园都得依赖父母接送。为此，她感慨说：“别看我长年累月带着团游山玩水，自己却从来没有时间陪父母出去旅游过。”

　　与父母住在一起，却不能很好地照顾父母，赵瑛一直耿耿于怀。更让她始料不及的是，两个月前，她正带团在泰国，父亲突发脑溢血，结果兄妹俩都未能赶回见父亲最后一面……

　　至今每每提起，赵瑛都泣不成声，心中无限追悔。眼看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赵昂原打算接母亲去美国居住，但老人坚决拒绝。于是赵瑛开始琢磨换一份工作，多花一些时间陪陪母亲。可是，工作并不那么好找，迄今赵瑛仍在各种人才招聘会上进进出出……

　　与赵瑛不同，29岁的张雄大学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报社做记者，他的父母则在湖北一个小县城居住。作为家中独子，当地的风俗是父母必须和儿子一起生活。眼看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不如以前硬朗，尤其半年前母亲扭伤腰椎以后，张先生开始陷入一种左右为难的困境：这么持续下去，父母的生活起居让他越来越放心不下，而周围邻居也会闲话他的父母不能“养儿防老”；如果接父母到北京，一方面住房太小，另一方面，父母也未必愿意到一个全然陌生的地方生活。

　　不光赵瑛、张雄为赡养父母的事情忧心忡忡，事实上，越来越多的青年同样面对着事业发展、生存竞争与赡养父母、孝敬老人的两难。有人曾作过一个调查，现在的中青年的生活压力是上世纪50年代的25倍，在照顾老人方面最大的问题是没时间，精力不够。有的家庭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个老人，如果再是下岗职工的话，家庭生活就会出现很多困难。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人口统计调查室主任徐勤女士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行孝。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尤其是对卧床不起的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

　　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力量来防止因为年迈而经济状况的不稳定，即使不说这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将面临种种的问题，如：（1）不能肯定自己什么时候去世；（2）不能确定将来收入的多寡；（3）不知道自己年老后的基本需求是什么；（4）无法预测自己的配偶、子女及亲属什么时候因什么原因而去世；（5）无法预料年老后的健康状况。而另外一些西方学者则将老年人的需要简单地概括为三个 M：第一个是 M ONEY，即“有没有钱”；第二个是 M EDICAL，即“医疗”；第三个是 M ENTAL，即“精神卫生或心理卫生问题”。养老问题无非是这三方面的满足。

　　而据不久前的一项调查表明，现在我国90％的子女对家里的老人存在不同程度的担忧。他们担忧的项目依次是：老人白天发病无人知道，老人摔倒致伤无人知道，老人倒开水烫伤及其他问题，老人发生意外以及火灾，老人吃错药及剂量不对。69.3％的人希望社区能够提供上门服务，30.6％的人建议开办托老所。而老人的需求依次是：及时求救服务，定期体检服务，保健指导服务，文化娱乐服务，聊天服务，老年入托，入户料理家务等。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穆光宗教授有一个很现实的评价：“在现代社会，要做孝子非常不容易———成本非常高。老人病了，子女们想24小时守在身边几乎不可能。因为竞争很激烈，时间是非常稀缺的资源。”而北京大学人口所研究老年问题的陈功博士更是语出惊人：“在社会发展越快的时候，也是老年人危机最深重的时候，他们常常是牺牲品，而且他们也只能牺牲。因为社会要保证整体的发展，实际上对高龄老人是处于无能为力的状态。”

　　当代中国青年尽孝难的背后，是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问题。不久前，民政部部长李学举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作老年人权益保障工作的报告时说，中国老年人口增长速度很快，按照国际通行标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开始进入老年型。联合国规定，如果一个国家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7％，均可被认为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现在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34亿，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的人口超过9400万，占总人口的7％以上；8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1300万。预计到2025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可达12.1％左右。2050年将达到20.4％左右。目前，全世界60岁以上老年人口有5.5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的1／5,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社会老龄化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任何社会都是一项重大挑战。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我国人口流动日益加剧，今天人们的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都在发生转变，“银发浪潮”的背后凸显着越来越多的“空巢现象”。专家认为，老龄化将对社会引起一系列问题。首先，老龄化对国家资源分配形成压力。正如过高的出生率会影响社会发展一样，现在不得不将越来越多的一部分国家资源用于老年人。其次，老龄化将使非老龄人口负担增加，使国家和社会来不及作好照顾那么多老年人的准备，致使影响他们的生活质量及本应享有的权益。而另外一些专家则认为，这样一个经济转轨、道德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中国的养老制度目前是一团糟。旧的体系已经瓦解，新的框架尚未建立。失望、迷惘、愤怒、恐慌充斥着中国社会。养老作为社会安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是什么妨碍了我们尽孝？

　　我国现存最早的汉字文献资料殷商甲骨卜辞之中已有“孝”字。《说文解字》解释篆体孝字云：“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孝字写的就是老人与子女的关系。

　　《诗经》中有这么一段话：“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很早，人们就意识到父母的恩德像天一样无边无际。中国传统中，“家”的观念根深蒂固。人的一生，生活在一种相互依靠的家庭关系之中。家庭具有育幼和养老的功能。未成年的儿女由父母的劳动成果养育成人，及至父母年老体衰时，由成年儿女的劳动成果来赡养父母。养育儿女对父母来说是自己为养老进行储备，即“养儿防老”。赡养父母对子女来说，是自己对父母养育储存的延期支付。这对于每一个家庭来说都具有相同的意义。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这种反哺式养老和传统的孝道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在当代社会已表现出诸多方面的不适应。山东大学姜生教授撰文指出：一、窒息了个体的创造力。上一代人为了下一代的未来，承担了过多的负担，制约了自己对事业的追求。二、导致中国成为“表面上廉价”的传统劳动力市场。即过去工资中养老保障资金被有意无意地抽掉了，养老仍然由下一代人负担，使劳动力永远得不到应有的“当下补偿”。三、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央行多次降息，但老百姓的存款就是“逼”不出来，为什么？还是为了子女教育和将来的自身生活保障。四、整个社会信用度的降低。传统伦理中的诚信，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家族或某种血缘关系的自然聚落。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道德就面临考验。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则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指出，这种长期现实生活中形成的“反哺”式的养老模式，与西方现代社会中“接力”式的养老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西方社会父母尽义务抚养子女，子女到一定年龄后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组成自己的家庭，然后又尽义务抚养自己的子女。家庭养育子女基本上是像接力赛跑中传递接力棒一样一代一代向下传递。从父母传到子女是单向的。这种“接力”式的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为在现代西方国家，已有相当一部分的家庭赡养功能由社会机构所代替。而在“转型期”的中国，“反哺”式养老还是“接力”式养老，显然还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