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地方报纸的副刊上，读到一篇写一位地方官的散文。文中提到的那位不算太大的地方官刚刚退下来，这一定是位政声很好的地方官，不然，文章不会写得那么声情并茂。“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文中的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好几天，越琢磨越不舒服。

　　当领导也是一种职业。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背景下，不管哪一种职业，都是同等重要的。因此，不要动不动就强调自己这种职业是在贡献啦，奉献啦，等等。这样说，很容易掩盖职业对一个人最原始的意义——生存的手段。能当上领导，这首先是获得稳定且可能不低的收入，从而不必像下岗职业和农民工那样，再为生计发愁。在我们社会的转型时期，这不是很可引为幸运和幸福的事情吗？要知道，在我们社会的边缘，还有那么多人为“找活儿干”而愁眉紧锁，甚至为讨要自己的血汗钱而被砍断手指。如果我们坐在真皮沙发上大讲自己在“奉献着”，是不是有点大言不惭？是不是有点矫情？

　　一个地方官退与不退，根本不是个人的道德选择问题，而应该是一个制度问题。现代社会的地方官，是在制度之下产生的，也应是在制度之下退位的。服从制度的安排，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道德准则。任期一到，当退则退，不退也得退。依制度而退，是理所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做法，是最低要求。对于人人都该做的事，似乎没有必要刻意强调“是一种贡献”吧？如果一定要这样说，真不知道这是表扬，还是批评。反过来说，如果一个地方官任期已到，却仍然不言退，那不但是制度不允许的，也是应该受到道德谴责的。

　　孙中山先生说过：政，就是众人之事，治，就是管理。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政治，是每一个人的事，而不是有特权的少数人的事。当地方官，是公民政治参与的方式之一。而这样的方式还有很多，不管哪种方式，既是公民的平等权利，也是平等义务。这种权利和义务天然地属于每一个人，而不是某几个人。这就是现代社会和贵族制社会的根本不同。民主政治时代，绝不是那种“在历史生活中，个人具有突出的和不可估计的力量”（弗雷德·梅克因《德国的灾难》）的时代。因此，我们绝不能用中世纪的标准，来评判21世纪的人和事。把一个地方官按制度退位，看成“就是一种贡献”，其实是借以自重，是一种很不好的倾向，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一种客气话，但这样的客气话所以有必要说，既说明有人愿听，也说明在我们的礼俗之中还有很多混浊的观念没有澄清。用一种畸形的评价标准，只能得出畸形的结论，进而助长畸形观念的流行。这样论来论去，我们的观念便总是徘徊在常识以下，或者使得那些常识以下的观念理直气壮地以真理的面目出现，使混浊的更加混浊。在社会公共领域里，尤其在公民政治的范畴里，既要抑制邪恶的欲望，也要调控美好的欲望，这都是政治文明的要求。

　　经济学家张维迎说过，在西方的公司里没有元老，因为每个人对公司的贡献都得到了回报，因此退下来也就退下来了，不能再以自己是公司的创始人为由继续指挥这个公司。当地方官，只是一个公民服务国家和社会的方式而已，总是把贡献挂在嘴边，是没有摆正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是把个人的力量看得过重了。“老领导退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样于情于理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话，是一种常识以下的溢美之词。 (张金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