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越来越淡，过年越来越没意思，这恐怕不是一两个人的想法，过年，这个承载着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一年又一年地重复着，怎样才能过好年，怎样才能让现代人越来越喜欢过年，是很多人在思考的问题。本栏根据新华社相关报道，编辑整理了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对过年的一些独到的观点和看法，以飨读者。

　　关于年画———“年画的重要意义是把过年的种种心理、愿望和追求外化出来。”

　　贴年画是中国的传统年俗之一，每年腊月二十五，人们糊窗户时通常要贴上一种年画，其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有宗教的，也有民间崇拜的，有社会生活的，也有趣味性的。冯骥才说：“年画的重要意义是把过年的种种心理、愿望和追求外化出来。”

　　冯骥才说，年画的历史与印刷有关，一般认为年画开始在唐宋时期。明代的年画刻板非常精美，是中国人的骄傲。现在，在我国保存下来的年画产地有20多个，这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一项。我国北方有很多年画产地，第一是天津的杨柳青，第二是江苏的桃花坞，第三是山东潍坊的杨家堡。中国民间年画丰富多样而且各地风格不同，有套印的，有手绘的。著名的天津杨柳青年画以半印半绘为主，绘画技巧高超，传统上很多是供给北京名门贵族的。

　　目前，冯骥才牵头进行的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要一项就是对中国年画的抢救。中国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全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一切民间文化进行拉网式普查和登记，全信息地记录并收集整理。

　　在对年画的抢救整理中，年画的传承现状非常令冯骥才担心。2003年初，冯骥才开始对著名年画产地杨柳青的南乡36村进行调查。历史上这36个村庄是“家家能点染，户户善丹青”，其年画特点是“口传身授，婆领媳做”。1907年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和法国学者来到天津杨柳青，他们没有想到在中国有这样一块神奇的土地，这么多农民会画出这么精美的图画。然而，现在的调查结果是只剩下4位艺人。“我认为，一方面我们的民间文化很丰富，有很多遗存，我们不知道的远远比知道的多，一方面情况非常紧迫。”冯骥才感叹说，“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浩大工程，我们需要一大批志愿者，需要大批学者、知识分子，同时还要感动企业家和社会各界人士进行支持，但目前这些问题比较伤脑子，处于最困难时期。我认为，保护这些民间文化最有效的方法必须是支持的人多、参与的人多。”

　　关于鞭炮———“不能把春节放鞭炮仅仅看成玩乐形式。”

　　“放鞭炮是过年的重要载体。”冯骥才坚持认为，过年需要限制放鞭炮，但不该完全禁止。

　　冯骥才认为，年三十晚上的两个主要意义在于：祈福———祈望幸福；避邪———用光明驱散妖魔。这是一种年的心理，放鞭炮、打灯笼，都是很好的表达方式。

　　冯骥才说：“我们不能仅仅把放鞭炮看成是一种玩乐的形式，而忽视了其内在的民族精神意义。千百年来，中国人过年讲究男孩子要放鞭炮和守岁。年三十晚上，鞭炮和礼花升天时普天同庆的那种感觉，使得人们的心理情结得到宣泄，民族情感与凝聚力在这一瞬间融为一体，具有人本的意义。”

　　春节期间，天津公安机关对广大市民燃放烟花爆竹继续实行限时、限地、限品种的三限措施。冯骥才认为，天津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一些北京人愿意到天津过年，是因为这里的年味浓。

　　鞭炮应该限制，但不应该完全禁掉。冯骥才说，目前，禁鞭炮的原因一是伤人，一是污染空气。那么，我们每天发生这么多车祸，为何不禁止汽车呢？游泳也淹死人，为什么不禁止游泳呢？抽烟也污染，为什么不禁烟而是限烟呢？

　　冯骥才认为，任何一种事情都有负面影响，例如在科学高度发展的时代，人们离不开手机，而传统的鞭炮也是这样。现在很多城市，一到春节万籁俱寂，就是因为禁放鞭炮的规定把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变成了一个普通周末。

　　“能否用一个方式，既能顺延我们的传统，又能尽量减少事物的负面影响。”冯骥才说，“我们的立脚点在于文化的维护，在于民族精神的延续，因为我们处于全球化时代，我们不能在现代社会中迷失自己。”

　　关于年味———

　　“城市里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缺少了年的载体。”

　　春节就要到了，很多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挥之不去的遗憾———年味越来越淡了。在信息化社会里，人们把过年也“简化”“快捷”起来，不再出去拜年，而是打个电话代替；少了放鞭炮、耍狮子舞，而是逛街购物；不少年轻人淡漠了春节，过起了洋节……

　　“城市里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缺乏年的载体，”冯骥才指出，过年，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民俗节日包含了诸多的精神内涵，“扬弃不等于放弃”，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传承需要现代的人们去挖掘、放大。

　　当记者问到，目前一些年轻人，可能更关注圣诞节等一些洋节，对春节却缺乏原有的热情时，冯骥才认为，这些情况可能更多地存在于城市青年中。他说，我们看到众多民工仍然愿意返乡过年，每年春节我都要到农村去，到集市里挤一挤，看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情感，我们的春节还是有巨大的不可遏制的力量。

　　对于城市的情况，冯骥才认为不能怨年轻人，“城市目前不是没有年的情感，而是没有年的载体，问题是我们把很多年的载体破坏了。如现在很多媒体宣传过年不拜年，打个电话就算了，但电话与人见面拜年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冯骥才认为，近百年来，西方文明的不断冲击，加上一些运动的自我破坏，我们的民族文化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我们对于传统不认真了，这样是不对的。例如，大门福字的倒贴。按照民俗，福字倒贴只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南房里最里面的箱子上，表示福字到里面；还有一个是水缸和垃圾箱上福字倒贴，防止东西外流。很多地方的过年风俗是年三十很多东西不能往外扫，而是往里扫，矫正“倒”。

　　“我有一次赶上日本的樱花节，街上下着细雨，满地都是樱花瓣，很多女孩子穿上和服，那种穿着服装的自豪感，与环境融合在一起，非常美好。我们要保护的是一种民族的情感，而不只是一种形式，越是传统的越是纯洁的。”冯骥才认为。

　　冯骥才还认为，目前商家对节日存在侵害行为，在一些商家的鼓动下，民俗节日变为饮食节、购物黄金周，导致人们过节主要是解馋、购物，民俗变成卖点挺可怕的。

　　关于年的实质———

　　“过年，就是把生活理想化与把理想生活化，年过的是四个概念：团圆，欢庆，祥和，平安。”

　　“中国人过年，过去叫春节为元旦，意味着一年的开始，也就是‘正月初一’，最早是在夏朝制定的。”冯骥才关于年的话题从春节的演变开始，“人们之所以看重过年，因为这是一个把理想生活化与把生活理想化的过程。”

　　冯骥才说，中国农耕社会有5000年历史，而且中国人生活的节律与大自然一致，都是春播、夏耕、秋收、冬藏，周而复始，当新的一年来临，这时候人们看得最重要，因为那个时期人们对于生活的愿望、梦想、理想追求全放在过年里。比如在过年时，过去吃不到的好东西要吃到，穿不到的好东西要穿上，见不到的亲人要团圆，平常的生活愿望以及精神层面的生活理想在过年时拼命地要实现。即把生活理想化，同时把平时生活的理想实现一些，即理想生活化。结果是放大了生活，平时普普通通的日子在过年时闪出光来，得到很多满足。过年把神都要请来，过年时营造出的气氛比平常接近理想的生活，人们可以触摸到理想，所以人们对于年的盛情体现得更多。

　　“中国的年是在年前从社会向家庭延伸，逐渐为家庭准备。而年后则是家庭进入社会的过程。”过年前，亲朋好友平时聚不到一起，过年全家必须聚在一起，平时如果有小摩擦，在过年时一敬酒，都消除了。人们享受着天伦之乐，享受着实际的最高愿望，期盼着大家都健康团圆，这时家庭的能量得到凝聚，各种理想充分发挥。年三十晚上放鞭炮，人们从初一开始拜年，先拜亲戚，再拜师友，从家庭亲友开始往社会的朋友拜年，一点点地走向社会，最后到正月十五，新一年的第一个满月到了，元宵节看花灯，这是整个社会的大联欢。

　　“我认为过年过的是四个概念：团圆，欢庆，祥和，平安。”冯骥才说，中国人这些潜在的对生活的情感在过年时集中体现出来。

　　每年春节有成千上万的民工赶着在春节回家，不论人有多挤票有多贵。冯骥才说，我亲身体会到民工潮，他们买不到车票，从窗户里钻进去，身体都刮破了，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动，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力量。我们民族5000年文明之所以生生不息，在于我们民族心理最深层的一种东西，即民族的亲和力和凝聚力。

　　冯骥才说：“民族的亲和力有很多是靠我们的民俗维持下来，民俗不是看的，不是与我们无关的，而是与我们紧密相连的。它虽是潜在的、无形的，却是一种自发的情感，这种团结的情感到关键时候就会生发出来，这种无形力量是真正的力量。”

　　所以，在中国人的民俗中过年要吃团圆饭。很多地方民俗中有个规矩，即使人不回来，以后回来也得吃，这顿饭必须得补齐了。年夜饭凝聚了家庭的力量，核心就是团圆。（据新华社稿件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