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春节——那是1964年,我又到乡下的姥姥家去过年。那一年我8岁,老弟6岁,我背着10斤白面,老弟提着两斤大米,乘火车走36公里,下火车再步行五华里。这一伟大壮举我如今想起来都深深地敬佩。不服气的家长可以试一下,让你们家那8岁儿子背上10斤面,看他能走多远。
这么个坚强、勇敢又好玩的孩子,到了姥姥家就是嚎啕大哭,因为我发现老娘为我准备的两挂200响的小鞭落在家了。
姥爷劝,姥姥哄,都止不住我眼泪哗哗地流,姥姥只好打开家里的“藏保箱”,从里边拿出的五元的大票对我说,别哭,让你姥爷带着你去供销社,咱们买上10挂鞭。姥姥不是吹牛,那时200响一挂的小鞭才五角。我的眼泪嘎然断流,跟着姥爷火速直奔供销社。供销社卖鞭炮的货架上空空荡荡了。我的命咋就那么苦呀。我欲哭无泪,暗下决心,我要自己返回城里,把那两挂鞭炮取回来。
这一想法得不到姥姥的同意,我也不敢偷着走。过年没有鞭炮对于我来说比没有饺子吃更难受,整天无精打采,耷拉着脑袋,邻居的孩子找我去玩,我也不理睬。
腊月二十八那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不见姥爷回来,我问姥姥,姥姥说去集镇买酒了。供销社就有酒,干嘛要跑几十里外的集镇呢?正在我不解的时候,姥爷在大门外喊我:“大平,姥爷给你买到鞭炮了。”我光着脚丫,撒腿就窜出门外,去迎姥爷,姥爷见我光着脚踩在雪地上,一把将我抱起,他挂着一脸的冰霜,胡子眉毛都白了,可从脖领冒出的却是腾腾的热气。往返40华里,不是去买酒,而是给我买鞭炮。那时我不知感动,只知道快乐。
过年买5元钱的鞭炮,姥爷完成了这个村子有史以来第一响。消息很快传开了,我在这个村子的孩子中间成了“首富”。那一年姥爷一天挣10个工分才值2角8分钱。
其实那些小鞭也只有蚯蚓那么粗,可我还是舍不得一挂一挂地放,便小心翼翼地拆散,一个一个地放。放一个就欢呼几声,我和小伙伴们的喊声要比小鞭的爆炸声多得多,大得大。姥爷、姥姥看着我与老弟开心的样子,他们更是快乐。
后来我才知道,为了给我买这些小鞭,姥爷硬是在一个正月里没买一斤酒。
我可怜的姥爷、姥姥在“文革”还没结束就去世了。他们的一辈子也没舍得吃上一顿好饭,连嗜酒如命的姥爷,一生都没舍得醉一次酒,每次喝到二两左右的时候,他就拿着那一斤装的酒瓶子,一边看一边自语,喝的不少了,不能再喝。然后就把剩下的酒放在柜子里,深怕放在明处我碰打了他的酒瓶子。可是为了外孙的快乐,他一次就给我买了五元钱的鞭炮,五元钱能买6斤60度的老白干。
我此生最大的憾事,就是没有机会孝敬姥爷、姥姥对我的爱。如今我用茅台酒请姥爷喝酒的资本也是具备了,可是,我的姥爷一斤我买的老白干他也没喝上。
现在我的儿子放的鞭炮是上千响一挂的,鞭炮足有小姆指粗,大的和手腕一样壮,炸得窗户玻璃都哗哗响。三十晚上放的烟花我看不比五十年代天安门前放的礼花差,可是他和他的伙伴们怎么就没有我当年的那个快乐劲头呢?
儿子告诉我:那是如今的快乐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