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章

　　姚勇

　　9岁时在爷爷屋的抽屉里翻出几枚小方印，就装进黑粗布衣的斜袋里。和伙伴们玩手心手背翻石子时，子儿不够就用印章替代，印章与石子共舞，觉不出轻重差异，只是玩完后印章仍装进衣袋，而石子儿不是扔掉，就是放进大门后面的小土窑里。以后认识许多字后才知那是爷爷的印章，每枚章上的笔体各异，我不太明白，可没事时就冲着一枚枚印章左瞅右看，只觉着字形比课本上的字儿雅美，然而能模模糊糊认准的只有爷爷的姓氏和那个“章”字。因知道是爷爷的，其中那个名儿一字只是顺读，看来看去也弄不清字的笔画与写法。那时爷爷病了，不曾听他讨要过这些印章，它们就继续在我的衣袋里或铅笔盒中珍存。

　　那时家中和学校都难找到红印油，我就试着用蓝墨水或黑墨汁当印色，盖在我的课本和纸本的封皮上或字典扉页上，区别于其他同学往上面写名字，也回避了自己写字难看的羞耻，同学们见了不免起敬。他们看不出印章的名字是否是我的，就连代课的语文老师都说这印章是谁给你刻的，真是好刻工。我心中好不慌乱，就只给一位最要好的同学说，这印章是我爷爷的。爷爷去世后，它们就成为我惟一收藏的爷爷的遗物。

　　参加工作后的很长时间里，我都不曾拥有自己的印章，仍常把爷爷的印章用墨汁盖在新购的书上或笔记本上当记号。直到我发表第一首诗后，几元钱的稿费汇款单，促使我到刻章铺刻了自己的第一枚印章。印章方方，比我的拇指不大，却起一份功用。出版第一本诗集后，托刻章的朋友刻了一枚赠书的专用章，盖于赠友人的书上，以增添典雅的氛围和真诚。

　　那年，同几位文友在长沙游岳麓山，在半山腰的工艺品店里每人购得一把画有或梅、或兰、或竹、或荷的大扇子。我打开的那把是店里当时的最后一把，是写意梅花，似真脱俗，我很喜欢，付了款，合了扇子就随文友们继续游山。下山时遇爱晚亭小歇，坐在亭下听秋风的闲适间，文友们不约而同地打开各自的扇子赏看，都显示出满意状。只有我突然发现我的那幅扇面上，画与落款一应俱全，惟独无章印，文友们也都深感遗憾。全站起身，促我马上到售扇店去补印。一起返回后，店主却说实在对不起，这扇面是请人画的，可能是忘记盖章了，要补当下不行，得把扇留下明天拿。我想，当晚文友们要在长沙乘车分手，没时间了，还是一位朋友出了个好主意，在他的倡议下我们重进岳麓书院，求院内字画店给补个书院的纪念印章。没想到店主很痛快。并拿出一本书让放在扇面上垫平，我手扶扇子，由朋友握印，选好印位后，用力盖上了方正的“岳麓书院”的篆刻红印。那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红印一出现在扇面，若画龙点睛，立刻使扇面增色不少。

　　那扇面上的印章，我无聊时总是欣赏不够，直觉是那次湖南之行最得意的收获。从此我便有意收藏起字画来，名人的求不到，不太名人的就是宝，且每幅字画中我又特别看重印章。那次偶得一幅外地朋友的画，喜悦中见画右上角题款处只有一极小的章印，而左下角留名处却只有名字和作画时间，觉着不补一枚红印欠丰美，就携画专程赴外地友人家求印。

　　如今，我也有了自己的几枚印章，有赠书用的，有学画用的，有藏书用的，有取款用的。那大大小小的方印，和那些半圆的、圆的及不规则形的印章，总给我一种艺术的空灵感和朴真感。配在画旁，点缀翰墨，平添了许多清新和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