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景春

　　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古今人物，不管他是贫穷还是富有。280多年前，75岁的蒲松龄在结束了一生穷困潦倒的功名之路后，留下一部写满孤愤的《聊斋》和大量诗文悄然而逝。从此，在这个世界上，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电影电视无不说聊斋，而这一说近三百年。在众说纷纭的品评中，史学泰斗郭沫若、小说大家老舍和蒲氏故里乡亲的三副对联，大概最能概括其一生的荣辱。

　　作为诗人、史家的郭沫若站在社会历史的高度，对蒲松龄作品的社会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其联曰：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副广为流传的对联，不仅揭示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专制，也使我们理解了蒲松龄面对现实社会中鬼魅横行，真情泯灭愤而抗击的心态。在无力扭转乾坤的前提下，创造一个花妖鬼狐的真诚世界与黑暗的现实社会对照。就像清朝大诗人王士祯题聊斋诗所云：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

　　而作为小说大家的老舍先生则更多地从写作技法上给予评价，联曰：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不错，《聊斋》在艺术表现上确有许多的探索和创新。捧读聊斋，读者不仅了解了历史，认识了社会，理解了人生，而且看到了许多小说创作方面的技巧和手法。例如书中许多不重故事情节而着重表现人物性格的篇什，像《婴宁》篇就被许多评论家称之为“性格小说”。

　　对于这些评价，蒲氏故乡的后人们在分享这些荣耀的同时，却最能理解蒲松龄一生的艰难窘迫。他们知道，这个在科举考场上奋斗一生的老人，几乎一辈子过着教蒙童识字的生活，清苦到与学生争食的地步。直到71岁才结束其“孩子王”生涯。所谓豆棚瓜架采风之说实乃无奈之举。然而，正因如此，家乡的孩童因他而受到良好的教育，淄博也因他而名扬天下。因此，一副最具亲情感的对联就带着故乡人的理解镌刻在蒲松龄故居院内的月洞门上：一世无缘附骥尾，三生有幸落孙山。红字隶书，进院可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