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姚仲珍译

　　《生死朗读》是一本真正意义上的畅销书。迄今为止，这本德国人写的书被译成多国文字，仍被全世界的文学爱好者所推崇。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历史对人物命运的观照和悬念迭起的故事情节，读后令人心灵震撼，扼腕叹息。

　　第一部

　　我15岁那年的秋天得了黄疸病，第二年春天才有所好转。但我的身体仍十分虚弱。10月里的一个星期一，我放学回家的路上呕吐了，将自己的手脸都弄脏了，我无力地靠在墙边。这时，一个女人用近乎粗暴的动作扶我来到一座院子，为我冲洗了手和脸，并用手帕为我擦干净。我哭了起来。她嘴里喊着“小家伙”，将我搂进怀里。在紧紧的拥抱中，我闻到了她身上新鲜的汗味，我停止了哭泣。她把我送回家。

　　母亲要我买一束鲜花送给她，表示感谢。就这样，我手持一束鲜花，来到了女人所住的楼下，犹豫不决地站在不知名的女人的门铃前。这时，有人问我找谁，并把我领到了四楼的汉娜家。

　　我记不得自己是怎样和汉娜打招呼的。也不记得她把我带到了厨房后都说了些什么。我只是久久地看着她熨衣服的动作，看着她那高高的额头和浅蓝色的眼睛，以及丰满的嘴唇。也许她的面容是平淡而冷冰冰的，但我却觉得她很美。

　　当我站起身，准备告辞时，她说她也要出去一下，可以同我一起走。她让我在楼道里等她，她在厨房里换衣服。厨房的门开着一条缝，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从她的脖颈到肩膀，从她的没有被遮严的乳房到光滑的大腿。她感觉到了我的目光，便把脸转过来，注视着我的眼睛。我的脸红了。我跑出了那座房子。

　　然而，一个星期后，我又站到了她家门口。当时，我很寂寞。医生不允许我上学，我又厌倦了读书。我很清楚，我无法摆脱这种邪念。

　　她让我到地下室帮她往上提煤。我照着她的话做了。当我提着两个篮子上楼时，她让我到浴盆里洗干净。后来。她一丝不挂地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了我，我闻到了她的体香……

　　我发现我爱上了汉娜。她是有轨电车的售票员，上早班，十二点回家。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一天天逃课，为的是坐在她家房门口等她。我们淋浴，我们作爱。可有一天，当我告诉汉娜我不喜欢读书时，她愤怒地让我从被窝里滚出去，并说我如不好好学习，就不要再来了。我一再向她保证我会努力跟班上课，她才答应我做好功课后才能来。在这期间，我和汉娜交谈过一次。她在七座堡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曾是西门子公司的一名女工，二十一岁去当了兵。战争结束后，所有可能的工作都做过。三十六岁了，仍没成家。

　　我们交谈后的第二天，汉娜问我在学校里都学什么。于是，我给她讲述了荷马史诗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汉娜对这些书竟然十分感兴趣，要我读给她听。我从书包里拿出书，让她自己读，她却说喜欢听我读书的声音。

　　自此以后，我来汉娜这儿，主要任务便是读书给她听了。她是个注意力非常集中的听众，她的喜怒哀乐全跟踪着书中的情节。当她沉浸其中时，她显得那样幸福。

　　复活节期间，学校放假，我和汉娜出门旅行。在这期间，我们发生了一次争吵。那天早晨，我给汉娜留了一张字条：早上好。取早餐，一会儿就回来。就溜出房间，想在取早餐时，为汉娜买一束玫瑰。当我回来时，她站在房中间，愤怒得发抖。质问我：你怎么能就这样一走了之呢！她哭了起来。我说我给她留了字条，可她怎么也不承认有那么一张字条。我以为字条被风刮走了，并没去探究更深层的原因。

　　在一个我独自看家的晚上，我请汉娜过来，并为她做饭。在我忙着做饭时，汉娜的目光则在一排排书架上漫游，她用右手的食指慢慢地在书脊上移动，从一本书移到另一本书。我把父亲写的书拿给她看，她要求我给她朗读。那是一本关于分析学和辩证法的书，我和她都不懂。

　　那个夏天，我和汉娜的爱情开始走下坡路。我开始背叛她，我把更多的时间和同学们一起消磨在游泳池，在汉娜家里呆的时间越来越短。但我们仍然保持着例行公事的朗读习惯。我朗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汉娜就像做一次惊奇的远游一样，进入了这座城堡。

　　7月里，在我生日那天，汉娜的情绪很不好，这使我很生气。我们争吵，我既害怕失去她，又对她满腔怨恨。

　　汉娜离去得十分突然。和往常一样，我去了她那里，但她不见了。她从这里搬走了。注销户籍去了汉堡，可又没留下地址。我难受了许多天，我想她的离去是对我的惩罚。

　　第二部

　　我又见到汉娜是在法庭上。那不是第一次对集中营罪犯开庭审判，也不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有位教授就这次审判开了一门课，他希望借助学生们帮助对整个审判过程进行追踪并加以分析。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对纳粹历史及有关审判程序进行研究的人士之一。

　　法庭的审理在另一个与我从未发生过关系的城市，我和同学们用一个多小时开车前往。

　　法庭的正面坐着三位法官和六位陪审员，他们右侧的长椅上坐着被告和辩护律师，有几位被告背对我们坐着，这其中就有汉娜。当她被传唤时，我认出她来，但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一开始，汉娜对法官的所有提问都回答：是。就连问她“一九四三年放弃西门子提供的工作，是自愿去党卫队吗？”她也回答：是。

　　我发现，我认为逮捕汉娜是自然的和理所应当的，不是因为人们对她提出了控告、严重谴责和强烈怀疑，而是因为把她关在单人牢房里，她就会从我的世界中消失，我想离她远远的，让过去的她变成记忆。

　　法庭的审理我一天也没错过，教授对此表示赞赏。只有一次汉娜向观众和我这边看了看。我从后面可以看到她的脖颈和肩膀，她的头抬得很高，当她感到受到诽谤和中伤或吃力地回答问题时，脖子上的青筋会暴涨起来，她的反驳总是不成功。而我的神经早已麻木了。第三周，法庭宣读起诉书。汉娜是第四名被告。这五名被告都是克拉科夫一所小集中营的女看守。有关汉娜的最重要的一项指控是：那个遭到轰炸的夜晚，警卫队和女看守们一起把好几百号女囚关在了一个村子的教堂里。大部分村民已经逃离。一枚炸弹落在了教堂的塔上，教堂一片火光冲天，沉重的大门却纹丝不动。那些被告完全可以把门打开，但她们没有这样做，那些被关在教堂里的妇女都被烧死了，惟有一对母女活了下来，那个女儿从以色列专程赶来作证。

　　庭审对汉娜来说，不能再糟了。她否认她曾经拿过教堂的钥匙，她说，根本就没有一把打开教堂门的钥匙。然而，在一份审理员的审讯记录中所有记载的情况却是另一个样子，那份记录由她本人阅读过并签了字。

　　与此同时，那位幸存的女孩还作证说，在集中营里也有被汉娜保护起来的人，每次都是位年轻的姑娘，每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位。她让这些姑娘一晚上接一晚上地为她朗读……

　　汉娜突然回过头来看着我，她只是看着我，面无表情。

　　汉娜更大的罪名是写了那份与教堂大火有关的从纳粹党卫军档案里发现的报告。其他四位被告异口同声说报告是汉娜写的，一开始，汉娜极力否认，可当法官要请专家鉴定她的笔迹时，她显得越来越不安，突然承认报告是她写的。

　　谜底就是在这一刻揭开的。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汉娜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所以她请人朗读；所以她对我留下的字条视而不见；所以她回避了西门子公司对她的提升，去当一名女看守；所以她在审讯记录上签字；所以她承认报告是她写的。她为自己既不会读又不会写感到耻辱，她甚至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个罪犯更丢脸。

　　就这样，其他四名罪犯将所有的罪行都推到汉娜一个人身上。而我，在揭开了这个谜底之后，却没有勇气站出来澄清一切。六月底，宣布审判结果：汉娜被判处终身监禁，其他人被判处有期徒刑。

　　当宣判结束被告被带走时，我在等着，看汉娜是否看我一眼。但是，她目不斜视，看穿了一切。那是一种高傲的、受到伤害的、绝望的、无限疲惫的目光，一种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想看的目光。第三部

　　当我还是后补官员时，我就结了婚。我没向她提汉娜的事，但我一直无法停止把她和我的共同生活与我和汉娜的共同生活进行比较。每当我们拥抱在一起时，我总有一种不对劲的感觉。我想摆脱汉娜，但这种不对劲的感觉从未消失过。当我们的女儿朱丽雅五岁时，我和葛特茹德离了婚。

　　我和葛特茹德分手后，我重读了《奥德赛》。许多夜里我睡不着，就大声朗读这本书。当我的大脑处于杂乱无章的回忆和梦幻时，汉娜总是陪伴在我身边，我干脆为汉娜朗读，为汉娜在录音机上朗读。

　　我硬着头皮给审判汉娜的法庭打了电话，打听出了汉娜服刑的地方———离审判和判处汉娜的城市不远。我把录音机和录音带及之后又给她录的施尼茨勒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同打进邮包，寄给了汉娜。

　　我继续为汉娜朗读，读我自己也正想看的书，如凯勒、冯塔纳、海涅和默里克的作品，后来还有我不敢朗读的诗歌。当我自己开始写作时，我也把我写的东西为她朗读，在朗读时，我把我的一切力量、一切创造和富于批判的想像力再次为汉娜调动起来。在录音中，我没作个人的评论，没有问起过汉娜的情况，没有讲述我自己的情况。我只朗读书名、作者名和书的内容。我第一次给汉娜寄录音带是她服刑的第八年，最后一次是第十八年，在第十八年的时候，她的赦免申请被批准。

　　在我给汉娜寄出录音带的第四个年头，她寄来了一份问候：小家伙，上一个故事特别好。谢谢。汉娜。汉娜写的字用力很重，都印透到纸的背面了。第一眼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孩子的字体，尽管每个字母都要付出努力，结果还是里出外进，高低不一。她终于会写字了，这让我欣喜无比。此后，我不断收到她的来信，总是寥寥几行，或是一份谢意，或是一份祝福，有时还会对作品评论几句。然而，我从没给汉娜回过信。但我从没间断过给她朗读，即使在国外度假旅游期间也没停止过寄录音带。

　　当时，我从未想过汉娜有一天会出狱。问候信和录音带的交流是如此正常和亲密。我似乎很愿意这种状态持续下去，尽管这很自私。

　　然而，女监狱长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汉娜明年就要被赦免。在狱中生活了十八年的汉娜出狱后无依无靠，希望我能帮助她找一个住处和一份工作，尽可能地陪伴她。同时，女监狱长希望我能去同她面谈。

　　但是，我不喜欢我面临的事情。虽然我已开始为汉娜找工作找房子，却一再拖延去监狱探望她的时间。我怎么还能面对面地接触而对这期间我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不感到恶心呢？

　　还有一周汉娜就要出狱了。在那个周日，我去了她那儿。

　　汉娜坐在栗子树下的一个长凳上。可这个满头白发一脸深深的皱纹一副笨重的身躯的女人还是她吗？“小家伙，你长大了。”我坐在她身边，她握住了我的手，我闻到了一位老年妇女的味道。可我不想让她失望，便说已给她找好了房子和工作，又问起她的学习情况。最后，我们不得不谈那让我问心有愧的问题了。我想知道汉娜为什么不在法庭审理之前作一些解释。但她说那是因为没有人理解她，如果没有人理解，那么也就没人有权力要求她作出解释说明。

　　我不知该说什么好。我答应下周来接她。告辞时，我拥抱了她，却感到很不得劲。

　　就在我本该去接汉娜出来的那天早晨，她死了。她在黎明时分自缢了。

　　女监狱长带我去看汉娜的遗体，死后的汉娜表情既不特别宁静也不特别痛苦。在汉娜的书架上，保存着我送给她的所有录音带。女监狱长告诉我，是我的录音带教会汉娜识字的，然而，汉娜更希望我给她写信。听着这些，我只是想哭。

　　末了，女监狱长将一封类似遗嘱的信交给我，在信中汉娜让我把茶罐里还有银行里的7000马克交给那位在教堂大火中和她母亲一起幸存下来的女儿。她没有给我留下任何信息。

　　那位大火中的幸存者只留下了汉娜的茶罐。我以她的名义把钱转给“犹太反盲联盟”。后来，我收到了该组织的一封回信，对汉娜的捐赠表示谢意。带着那封信，我开车去了汉娜的墓地。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站在她的墓前。（该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上期本栏所载《梦系廊桥》摘自译林杂志2002年第六期。译者为侯萍、赵文伟。因编者疏忽，将此遗漏，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