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多久，一位干警带了一个女子走进会客室，我抬头望了望，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大，那是因为监狱生活给她留下了痕迹，但是她还是乐观的，她的眼睛还是明亮的，让人觉得她对生活还是充满信心的。

　　“周梅，这位是记者同志，想了解你的一些情况，你要配合他。”监狱长对犯人说话总是一副威严的样子，也许这已经成了他们职业习惯。

　　“好的。”犯人在教官面前的态度都是一致的。“你们谈吧，我就出去了。另外，周梅，你下午劳动可以不去了。而且，记者同志明天还会来采访你，你别担心，这些也给你算分。”说完，监狱长冲我点点头，就走了，我看到周梅嘴边露出了一丝笑容，看来它对这个新的临时“工作”还是满意的。

　　开始说话总是小心翼翼的，因为我怕她不愿意回忆这段难堪的往事，而且，我怕再次揭开这个伤疤，她承受不了那种血淋淋的痛苦。

　　“你想问什么你就问吧，只要我知道的我都会告诉你。”我正在考虑怎么开口的时候，她先说话了，她大概看出了我的顾虑。既然这样，我自然宽心多了。

　　“先简单讲讲你的经历吧。”我真的难以想像，一个看起来这么柔弱的女孩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我是1995年考入武汉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的是金融，这所学校在专科里面是相当好的学校了。毕业后，回到昭通市，在城建局管辖的建安企业劳保资金统筹办公室（下文简称“统筹办”）做出纳。统筹办你大概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统筹办就是为建安企业那些风里来雨里去的职工收取劳保基金，这也是昭通市建安企业职工的救命钱、养老钱。

　　我刚开始分配过去的时候心里老大不乐意，原因是单位太小，就这么几个人，估计福利等待遇肯定不如银行。等到走马上任后我才知道，这个统筹办的来往资金也不简单。昭通市有那么多建安企业，收取标准达工程造价的3.5％，没有统筹办签发的劳保费收取通知，办理不了准建手续。这样，我手中每年就有近千万元的资金，这种感觉很好。当时我就觉得，我肩头责任重大，不能让这些钱在我手中出了问题。我当时真就是这么想的。”说完之后，她抬起头来诚恳地看着我。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我相信，没有谁一开始就想挪用公款、就想犯罪、就想进监狱。”我说完这番话，我感觉和对面的这个女子的距离拉近了很多，这对下面的采访是一件好事。

　　她接着往下说，“人家说只要有实权就行。这时候，我才发现这句话的意义，那时有很多人都想和我搞好关系。虽然我是一个小小出纳，那些包工头和投资做房地产生意的老板都要讨好我。但是我当时没有任何别的念头，我知道我手头上的近千万资金我没有支配的权利，那时候的我是干净的。

　　转变发生在1999年‘五一’前后，我的各种各样的朋友也增多了，更主要是我交往的一般都是很有钱的人，这群‘包工头’平时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赌钱。我开始只是跟在旁边看看，偶而也会帮朋友打几把，而且很少输。这时候，他们就会夸我是一个天才，开始拉我一起赌。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借给别人做赌资的钱大多数是有去无回，于是我想，只有参与他们赌钱，才能把丢掉的钱赢回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