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手”腐败的三大特征

　　翻阅沈阳“慕马”腐败大案的名册，有心人会发现，涉案人员中有17人是党政部门“一把手”，且无一不来自“要害”部门：从法院到检察院，从建委、财政局、土地规划局到国资局、国税局，再到烟草专卖局、物价局等，不一而足。

　　透过厚厚的卷宗，这些“一把手”腐败的特征跃然而出：特征一：财务一支笔

　　以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死缓的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市委常委会他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政府年度计划、财政收支情况、城建计划等，他不在市委常委会上作详细报告，工作部署模糊不清。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特征二：用人一言堂

　　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被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原沈阳市物价局局长王秀珍，既是局长，又是党组书记，财务收支由她“一支笔”审批，干部任免、人员调入、工程招标等更是她一人说了算。一次，王秀珍决定让一名转业干部进物价局，直到办手续时，她才告诉班子其他成员。

　　原国企黎明集团从纺织局划出去成立大企业集团，原董事长王宏明享受正局级待遇，按规定，这样的大事应由市委集体讨论决定，但慕绥新在一次考察时只以一句“事就这么定了”决定下来。结果，该集团控股的上市公司出现亿元财务假账，王宏明畏罪潜逃。特征三：大权一把抓

　　鞍山一名叫周伟的干部向慕绥新行贿后，慕便力主举荐他到沈阳任烟草局副局长、局长。在要求省烟草局吸收周当党组成员遭拒绝时，慕狂妄地表示：不给这个职务就不交税。仅此一项给国家造成税收损失高达上亿元。

　　沈阳市物价局新建办公大楼时不成立基建办，不公开招标，一切都由王秀珍和原办公室主任暗箱操作。新楼施工质量差，群众议论纷纷，王勃然大怒：“谁再敢议论，就把他调出去。”

　　这些“一把手”的腐败行为，直接影响到一个地区和一个单位的风气。市长收受局长们的钱，局长就收处长们的，处长再收科长们的，形成了“对上送，对下收，不送则办不成事”的怪圈。

　　权力监督的“软肋”

　　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一把手”所在单位都有一整套规章制度，但往往是“贴在墙上，说在嘴上，做做样子，搞搞形式”。

　　沈阳市物价局将各种规章制度汇编成《加强机关党风廉政建设有关规定》和《沈阳市物价局管理制度》，人手一份。然而这些制度只能约束副局长以下的干部，惟独约束不了“一把手”王秀珍。物价局的干部说：“各项规章制度对王秀珍仅是一纸空文。”各种监督流于形式

　　监督必须以权力、权威为后盾，否则对权力监督就是一句空话。而班子成员、下级和党员群众拥有的权力和权威不足以制约“一把手”的权力。

　　领导班子的内部监督流于形式。一些副职干部习惯于“一把手”拍板，真有意见也不敢提，一怕伤了和气，二怕打击报复对自己前途不利。原本行使监督职能的一些“要害部门”如纪律检查部门、人事组织部门的领导，大多由“一把手”提拔任用，不听话的就频繁“调动”，“要害部门”很快“清一色”地与“一把手”绝对保持一致。

　　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一些“一把手”以非法手段对付群众监督。沈阳市原物价局局长王秀珍为逃避监督和打击报复监督她的人，竟在局办公室和电梯间里安上窃听器和隐蔽式摄像头。

　　“官官相护”造就腐败温床

　　沈阳市原国资局局长郭久嗣贪污受贿，长期包养情妇，为博情人欢心竟一掷千金，群众早有举报。为掩盖其罪行，原市长慕绥新让其“心腹”———原市政府秘书长董镇广分管监察局，使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查处。

　　一些党建专家认为，当前对“一把手”权力监督上严重缺位，对他们是“管得着的不了解，了解的管不着”，同级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难度较大，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又无法监督，人大监督则隔着一层皮，群众监督更是无能为力。

　　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丽曼认为，党内监督存在的突出问题表现为：监督机制不顺畅，纪委权力来源、依附于同级党委，很难履行对同级党委及其领导成员的监督制约；监督重点不明确，多为对下级监督，没有形成以领导干部为重点的监督机制；党的民主生活会制度不能坚持，没有形成有效的上下结合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

　　专家建议：从机制上防范权力滥用

　　专家们认为，要解决“一把手”腐败的问题，需要从机制上防范权力滥用。他们提出如下四点建议：

　　建议一：改革纪检领导体制；

　　建议二：重点监督用人权力，切实实行“党内民主”；

　　建议三：将公共权力置于法制和人民群众的有效制约和监督之下；

　　建议四：对各部门“一把手”的权力进行细化和分解。姜敏陈芳李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