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卫国之妻讲述她与丈夫的深厚感情和艰辛的讨薪历程 等待公正的靳女士憔悴的神情中带着坚定。本报记者 李锋 摄　

　　引子

　　昨天是湖北民工胡卫国讨薪猝死的第5天，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工作仍在继续。下午2时5分，在胡卫国家属暂时居住的招待所，记者和胡卫国之妻、讨薪日记的作者靳女士进行了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对话，倾听了她和丈夫胡卫国20多年相濡以沫的情感经历，倾听了她到处奔波讨薪的艰辛历程，和那本“带血日记”的前前后后……

　　我和卫国“几十年来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

　　《新京报》：你和胡卫国是怎么认识的，他整年奔波在外，你们的感情如何？

　　靳女士（以下简称靳）：我和我爱人是1979年认识的，当时他来我老家做泥工，看起来身材魁梧，说话稳重，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人长得漂亮，并且不像别的年轻人那样张狂，所以对他印象特别好。

　　1980年，我们就结婚了。平时我在家里种地养猪，他在外地奔波打工，几十年来，一直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们之间不像其他年轻人那样特别缠绵，在2001年以前家里没有电话，只能通信，每年也就发个三封信左右，他只是在农忙和过年的时候才回来。2001年之后家里装了电话，也不经常打，因为我们各自的生活作风都很严，互相都非常放心。

　　平时姐妹之间聊天，我都称呼他为“老板”，姐妹们都说，我们的感情都藏在心里，特别深特别深，（停顿了一下）各自都承担着自己的责任，相依为命。

　　“他报喜不报忧，总说挺好的”

　　《新京报》：胡卫国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印象，周围人对他评价如何？

　　靳：他脾气很好，特别尊敬长辈，喜欢孩子，我的大女儿给我们生了一个可爱的外孙，他把外孙当宝贝一样。他特别节约，特别勤劳，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扛事。他平时穿着也挺讲究，除了在工地上，总是收拾得整整齐齐的。他不是一个交际能力很强的人，但只要跟他接触过的人，都非常相信他。整年奔波在外，自己的苦从来不说，打电话问他也只是报喜不报忧，总说挺好的。

　　“为了让他戒烟，曾经连夜插秧”

　　《新京报》：这么多年的感情，给你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什么？

　　靳：卫国脾气特别好，而我的脾气有点急，他从来都是让着我，我急了他就哄、就劝，印象比较深的是为了让他戒烟，曾经跟他打赌。那天夜里，我们在田里插秧到很晚，他就劝我早休息，说“你一夜能干完吗？”我就跟他说“咱们打个赌，我要是能干完，你就永远不能再抽烟。”结果，那一夜我整整插了800平方米的秧苗，我赢了，可是他却赖掉了，只是说，我以后肯定少抽。当时就是想让他戒烟，想让他身体好。

　　“总想梦到他，可是总梦不到”

　　《新京报》：他出事之前有过什么异常情况吗？他给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靳：没有一点征兆。在这之前他还一直念叨着要趁小女儿放假时，账也要回来了，全家把北京的景点都逛一圈，他提的最多的是长城，还说一定要回家抱小外孙过年。谁也不知道他就这样走了……临走时一句话也没有留（沉默，双手紧握，眼圈发红）。

　　《新京报》：你看到他尸体的那一刻，和如今的心情如何，有无变化？

　　靳：当时看着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我不相信他会这样，就像做梦一样，他是我和我们家的顶梁柱，不能倒的，也不会倒。到法医鉴定中心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才意识到他确实死了……后来总想梦到他，可是总梦不到（紧咬嘴唇，眼睛使劲挤着），我觉得他死得屈，我现在一定要挺着，等到一个结果……为了他，为了孩子，也为了将来！

　　讨账经历“从2003年元月陷入了讨账的困境”

　　《新京报》：讨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什么时候陷入困境，你又是怎么随同丈夫讨账的？靳：原来，丈夫都是自己打工挣钱，没有带同乡一起去。从1995年开始，他就陆续带同乡民工一起去打工，也碰到过一些好心的老板，大家对他也很相信，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但是从2003年元月陷入了讨账的困境，至今已有1年多时间了。

　　他所做的努力，有些我通过电话能体会出来，都记在日记里了，尤其到后来，一些随同他前去打工的同乡民工纷纷来家里要钱，我也渐渐撑不住了，我觉得丈夫就是我们家的威严，现在经常受到别人的误解和指责，就好像家里的尊言受到侵害。

　　那时听说他现在的老板有点“黑”，就天天担惊受怕，半夜里经常突然惊醒，不知道他在外面怎样，会发生什么，一直到去年12月26日，我再也忍不住了，就直接来北京和丈夫会合，带着另两个同乡民工，踏上了讨账的路，每天早出晚归，到处碰壁，工地上的人都知道我们是要账的。

　　“如果真要不回来，就到地铁里唱歌讨钱”

　　《新京报》：你是怎么帮助丈夫讨账的？

　　靳：我来到北京之后，首先就帮助丈夫理清账目，对账核算，还画成表格，把几大包的零碎账本“顺”了一下，我都叫它“婆婆账”。然后逐个复印，保存起来，假如有人把账本抢走了，还留条后路。此前，丈夫也曾经复印过一些，复印总共花了80元钱，然后我们每天装在包里随身携带，还互相叮嘱拿好账本，要丢了可都是血汗钱。

　　《新京报》：你那时觉得一定能要回钱吗，如果要不回，你打算怎么办？

　　靳：我们当时决心挺大，因为这不仅是我们自己的工钱，还有那么多其他同乡民工的血汗钱，一定要讨回来，不管多难、多苦、多累……如果真要不回来，就没脸回家，就到地铁里唱歌讨钱。

　　讨薪日记“我想将它作为一个见证”

　　《新京报》：你的日记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

　　靳：在北京，每天晚上回到临时住的地下室，寒气逼人，冷得受不了，我就趴在昏暗的灯下一点一点的记录每天的讨账经过，他不知道我在记什么，孩子们也不知道，就这么一天天过来了。

　　《新京报》：你原来有记日记的习惯吗，为什么会想到用这种方式来记录讨账经历呢？靳：我原来在家里没事倒是常记些东西，但不是日记，主要是家里的账目和生产队发布的重大事情。后来丈夫陷入讨账困境之后，天天心里不安，就多记了一些。

　　一开始，倒没别的想法，主要是知道进展情况，做到心里有数。现在看来，我倒有了更多的想法，想将它作为一个见证，记录我们夫妇俩奔波讨账的艰苦经历，让同乡民工知道，让社会知道我们讨账有多难、有多苦。

　　还想把这些资料，尤其是日记留给我正上中专的小女儿，让她根据这些写一篇有声有色的文章，也让她自己知道父母在外奔波的艰苦，知道没有知识，到处打工，到处讨账的难处。督促她一定要把书念好，将来有了知识再去闯荡，就不会像我们这样受欺骗、受欺负……

　　“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也是一种安慰”

　　《新京报》：你将来还准备继续写下去吗？

　　靳：我肯定会继续写下去，一直到丈夫的事情处理好为止，我不想让他死后还冤屈。至于这个事情有结果之后，我还没想好，可能还要写，因为卫国走了，孩子念书的念书，出嫁的出嫁，工作的工作，家里就剩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也是一种安慰……

　　《新京报》：你还有别的爱好吗？

　　靳：我和卫国都喜欢唱歌，卫国唱得很好，我也天天唱，自己在家的时候，每天早上就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唱，晚上就在院子里和院子后的菜院里唱，有时出去放牛时一路走一路唱，唱《祝酒歌》，唱《思亲曲》，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现在，卫国走了，我特别难受的时候，也努力想哼唱两句，可无论如何都唱不出来……面对将来

　　“现在生活好过多了，谁知道却碰到了讨账的事”

　　《新京报》：你们家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你们是怎么扛过来的？

　　靳：最苦的时候，也就是刚结婚没多久，家里穷得连盐都没钱买，粮食还要借，丈夫还在外边干活，但那时都没感到苦，因为都在努力担着自己的担子，互相牵挂着，碰到那么多困难，熬过那么多年，我们都咬着牙一关一关地挺过来了。现在生活好过多了，谁知道却碰到了讨账的事，跑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最后竟然遇到这样的大祸。

　　“我要守着家，带着孩子好好过”

　　《新京报》：对将来你有什么打算？

　　靳：家里的顶梁柱倒了，以后我肯定会遇到更多的难事，也没有人能够替我分担，一块商量，一块解决，一块扛过去了。原来我还给他开玩笑说：“如果你死了，种田能没有男人吗？”当时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他从来不见怪，我现在想起来，真是扎心。这么多年分居生活，我独立地面对家里的一摊事，都习惯了。我在家务农，他在外打工，都是为了将来过得更好，为了有一天，全家能好好团聚，好好享福，谁知道他竟走了这条路……

　　我知道，将来会更孤单，但是我最起码很长时间都不会有别的打算，我要守着家，带着孩子好好过……

　　援助律师今日介入调查

　　昨日，胡卫国讨薪猝死事件的调查工作仍在进行，家属称，已经把账目资料交给了有关部门，并保留了所有的复印件。对于具体进展情况，湖北省建设厅驻京办事处吕副主任称，目前还不便透露详情。

　　昨日下午2时许，崇文区法律援助中心已将所有材料整理汇总，并把相关手续全部转给了援助律师———北京汇泽律师事务所主任赵大莹。赵律师表示，她将全力以赴投入该事件的法律援助工作，准备在今天下午约见当事人，帮助其整理所有的讨账文件和资料，争取在春节前，能在讨薪方面有些眉目，给死者家属一些安慰。另外，她还将积极取证，并将其提供给公安机关，协助破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