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建设干部学校教师刘赟，１９９６年坐火车时被打成三等乙级伤残。因为刘赟坐的是柳州铁路局的车，是在衡阳火车站停车时被打，原、被告都是长沙人，二审法院和上级主管单位在广州，于是事件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幕：

　　７年来，为讨要一个说法，刘赟在湖南、广东、广西三省区，长沙、衡阳、柳州、广州四 地的铁路和地方法院先后提起２０次诉讼，１７个公、检、法部门为此花掉经费几十万元，但至今没有一个结果。

　　火车上教师当成小偷被打

　　记者采访时，刘赟的官司已打了６年多。为了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记者先后到柳州、广州、衡阳等地进行多次调查，翻阅了大量材料。

　　据刘赟介绍：１９９６年１０月２６日上午，他从长沙乘坐２９１次列车回祁东县老家探母，由于争一个座位，与湖南省直机关干部王光发生口角。车到衡阳站后，王光打着“省委”的牌子，纠集从株洲上车的两个人和其大学同学、衡阳铁路公安处民警周青，诬告刘赟偷了王光几百元钱。于是在列车上，几个铁路公安及从株洲上车的两个人，将刘赟打成三等乙级伤残，并带到衡阳火车站派出所审问。此后，没有任何说法，刘赟为此花去医疗费及其他费用１０多万元。

　　而王光和周青则认为，他们是见义勇为，不承认刘赟被打与自己有关。

　　记者发现，在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问题主要有三个：一，从株洲上来的两个人是不是王光叫上来打刘赟的；二，是否有公安人员打了刘赟；三，民警周青当天并不值班，为什么主动参与这件事的处理，其动机是什么？

　　铁路公安“手心”查“手背”

　　刘赟是在火车上被打的。按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原则，２９１次列车属于柳州铁路局管辖，于是，“皮球”落到了柳州铁路局门前。

　　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４日，柳州铁路公安处将刘赟被打案作为治安案件立案，并与衡阳铁路公安处组成联合调查组。调查组两上北京，一下海南，还先后到过长沙、衡阳、柳州、常宁、荔浦、遂溪等地调查取证，调查组到记者参与采访时的２００３年５月都没有撤消。

　　调查组是这样描述事件主要环节的：王光确实与刘赟发生了口角；在衡阳火车站时，王光碰巧遇到周青，王光说车上有人偷了钱，要求周青去处理；在车厢外，王光和周青看到两个从株洲上车的旅客对刘赟进行殴打，王光指着刘赟说，就是他；２９１次列车乘警沈明到达现场时，王光拿出证件说自己“是湖南省委的”，那个人偷了钱，把他带下去问清楚；周青将刘赟带下车，到了衡阳铁路公安派出所，但在去派出所途中，打人的两个人和王光走了；衡阳铁路公安派出所民警廖东阳看刘赟不像小偷，就让刘赟重新上了火车。

　　调查组在找了４０多个证人、花费了５万多元差旅费后，向沿线各派出所通报，要求抓获那两个从株洲上来的打人凶手，但一直没有结果。

　　今年５月２２日，广州铁路集团公司根据铁道部领导的批示精神，再次成立高规格的调查组，组成了广州铁路集团公司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为组长，以公、检、法三家主要负责人为副组长的２８人调查组，于今年５月２８日至７月５日，分赴海南、广西、湖南等地，对３０多个当事人、证人、原办案单位及当事人单位进行了调查。

　　长沙等地铁路法院和调查组认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有多名公安打了刘赟，从株洲上车的两名打手也无法证明与王光相识，王光自己也不承认。因此，破不了案，当然无法认定王光有罪，也无法认定周青有责任。但是铁路公安机关将继续关注此案，一旦案情有了新的进展再视情况依法处理。

　　现场旅客另有说法

　　但是，铁路部门的调查却与一些目击者的说法大相径庭。王光、周青的口供及列车乘警沈明的证言证词也是前后矛盾，反复更改，令人疑窦丛生。

　　当时坐在刘赟对面的湖南省祁东县农民蒋祁平和广西桂林市荔浦县瑞亨食品有限公司的黄益亮两位旅客证明，当时打刘赟的有几个公安人员，另外两名打刘赟的人与王光是认识的，在车上，“他们相互递烟、递槟榔，还在一起吃一些东西。”

　　今年３月１４日下午，记者在广西荔浦县双江镇榕树村的一条河边采访了黄益亮。黄益亮对记者说，肯定有三四个公安人员打了刘赟，从株洲上来的两个人与王光是一伙的，关键是周青、王光的本事太大，如果他们是平民百姓，早就告倒他们了。

　　衡山县农民文雪枚与刘赟、王光同在一个车厢，文雪枚证明从株洲上来的两个人与王光相识，并证明有多名公安人员在打人现场。湖南省常宁市农民朱咸贵、朱志发两人当时是从衡阳火车站上车的旅客，他们两人也证明确实有多名公安在打人现场。

　　据湖南省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符新民介绍，刘赟被打后，周青曾被单位内部禁闭一个多月。当时的省建设委员会和省直工委领导都很重视，曾协调出一个意见，让王光赔偿几万元钱，但王光只愿意赔钱，不承认错误，而刘赟非要讨个说法，最终没有达成协议。

　　广州铁路集团一些公检法干部私下对记者说，这个案子并不复杂，关键问题是：办案的是公安，控告对象也是公安。王光与刘赟争座位，不久就从株洲火车站上来两个人充当打手，王光的大学同学、衡阳铁路公安人员周青，当天并不值班，却恰好接到报案说刘赟偷钱，这难道都是巧合吗？不管刘赟是不是小偷，车上乘警、车下公安都应该有交接手续，现在什么手续都没有，这是很不正常的。

　　是谁逼出当代新“秋菊”

　　７年来，刘赟数百次找到四个地方的铁路部门和王光所在单位，要求查清事情真相，找到凶手，绳之以法，并要求民事赔偿，但没有结果。于是，刘赟不再回原单位上班（刘赟１９８８年就是讲师职称），专门打官司，老婆也离了婚。

　　刘赟先后在３个省、自治区以“伤害、诬告陷害、运输合同纠纷、名誉侵权”等诉讼请求起诉王光和周青以及柳州、衡阳铁路部门，在２０场官司中，各法院先是以起诉程序、管辖权等理由不予受理；后来，受理了这一案件的法院也是以“王光无罪”而告终，这更加引起了刘赟不满。

　　刘赟愤怒地说：“７年来，从长沙、衡阳、柳州到北京，我去电、去信、去访２０００多次，但一直没有结果。我现在虽是普通教师，却要在法律面前争平等！”

　　中国监察学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评论说，其实事情本身并不复杂，问题在于有关人员对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这里既有铁路部门的体制问题，也有有关领导和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责任心以及道德底线的问题。

　　有关专家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体制不顺，有关领导缺乏责任心，是刘赟被打案迟迟不能得到解决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动刘赟心态逐步走向极端的根源所在。(新华网记者 刘文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