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样，中国也正在经历一个持续的通缩压力，但是中国的通缩成因十分独特，因此其影响也较为复杂。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通缩中保持较高增长。1998、1999、2000及2001年中国的实质经济增长分别为7.8%、7.1%、8%和7.3%，今年头三季又达到7.9%。以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这一增长速度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持续增长足以说明了中国通缩的独特性。从理论上来看，当供应大于需求时，价格水平便要下跌，直到供求达到平衡为止。然而，在这一简单现象的背后却是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结构性变化，因为中国劳动生产力的巨大潜力在这一传输线增长过程中得以释放。近来，美、欧、日厂商纷纷把生产线转移到中国，这从2002年头三季中国实际利用外资412亿美元、同比增长22.4%上可见一斑。
   
    外资的加速涌入也意在中国庞大的内部市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于替代原来在其他国家的制造业生产线，因为中国劳工的供应曲线几乎呈水平状态，即在同一价格可以有近乎无限的供应。中国可投入制造业生产的劳动人口总数是日本与“四小龙”总和的7倍，而人均工资成本仅是“四小龙”平均的1/8。另外，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中国极注重技术转移，因此出口产品结构中高科技IT产品的比重渐高（例如对美商品出口增幅中来自IT产品的贡献就达到40%）。资金的投入和技术的提升，令中国本已庞大的劳动大军的生产潜力得以逐渐释放。有研究估计，近五年来，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达4%以上，胜于美国。即使全球经济呆滞不前，但这种生产转移的替代因素仍然可以令中国的出口和经济保持较高增长。全球经济表现越不理想，中国的劳工成本优势就越突出，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诱因就更强烈。因此，中国经济的这一增长点是与全球经济周期大同步的。这种结构性的转变，尤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导致的价格效益转移应属于良性。
   
    就中国来讲，生产力进步所形成的产品供应增加在国内市场未能获足够的需求支持而产生的通缩压力才是问题所在。中国农村人口比重在2000年为63%，但实际从事农业工作的人数比例恐怕仍然超过70%。城市和农村人均收入不成比例，决定了中国内需市场规模受到限制。即使在城市人口中，国企改革带来的下岗工人收入有限，与国企生产能力在改革中得到提高、产量增加形成对比，是问题的另一层面。以此来看，中国的通缩也确实有值得忧虑之处。
   
    再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是进口和货币的因素。从原来的出口加工到完整的生产线转移，中国外贸中的另一活跃部分是进口（包括原材料、半成品和零件的进口），其增长幅度与出口相差不大。自亚洲金融风暴以后，亚洲各国货币竞美元竞相贬值，加上弱日元因素，与美元挂钩的人民币的强势便显现出来。在与亚洲区内贸易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便通过贸易渠道输入了通缩。在加入世贸过后，开放市场和降低进口关税使相关进口价格有进一步下调的压力。佐以低廉的劳工成本，中国无论是出口还是内销商品都可以在更低水平制订价格，使通缩压力加大。
   
    尚不具备“输出”通缩的能力

    如此推论，中国似乎可以凭其近乎无限供应的劳动人口、低廉的工资成本和日益提升的劳动生产率完全拥有出口商品的议价能力，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贸易渠道向全球输出通缩。然而，这一结论仅看到了事情的表象，即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极强，但它忽视了重要的内在因素，即中国之所以成为全球制造业转移的受益地，完全是因为全球通缩的现实使然。此外，要成功输出通缩，中国还要具备出口商品在进口国零售市场的订价能力，便事实上它并不充分具备这样的能力。
   
    中国的劳工成本低廉并不是现才有的事，尤其是在亚洲金融风暴前，结合汇率情况看，当时中国的劳工成本如果以美元计可能更低。外国直接投资是中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一个源泉。从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看，不难发现90年代以来外资流入的最高峰期是2001年，达到469亿美元。在经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1999年至2000年美国股市泡沫和2001年的经济衰退等冲击后，坚守人民币汇率的中国重新找到新增长点，营商环境不断改善，吸引大量资金投入，外来直接投资流量再创新高。
   
    另外，投资者憧憬中国入世后的前景，包括中国将与国际经济接轨，采用国际惯例，进出口条件将大为改善等等，这些也大大加快资金流入。预计2002年外资流入会再创纪录。这些都说明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饱受冲击，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敏感度渐增，议价能力渐强，全球开始形成通缩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要维持盈利，求得生存，只有寻求降低成本，这便凸显了中国的成本优势，导致全球制造业较多向中国转移的情况。就是说中国因素对商品价格形成压力是全球通缩的结果，而非直接原因。但在制造业向中国的替代转移过程中，成本的降低可能达到20%至30%，它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大了对商品价格的压力，形成一个循环而已。
   
    时至今日，中国出口贸易额、其在国际出口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制造品在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明显上升，在一些产品上更是全球的极重要生产者。中国生产了世界上50%的摄像机、30%的空调机和电视机、20%的洗衣机和近20%的冰箱。但是从整体看，中国仍未成为全球的工厂。从工业生产看，中国仍位列美国、日本和德国之后，而且距离仍较大；中国本身是一个大的市场，很多制成品都在本土市场销售，而非用于出口，特别是上述产量较大的制成品。因此，另制成品在世界出口所占比重仍然不大。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2001年中国制造品出口总值为2358亿美元，占全球制造品出口总额的5.3%。还有，中国出口的制造品，有相当部分是零配件和资本物，对消费物价不产生直接影响。因此，把世界通缩的肇因归咎于中国显然是耸人听闻。
   
    而且，中国出口商品价格影响再大，也只能影响到出厂价和离岸价，并不能对进口国的价格转移以及在零售市场的最终订价造成直接影响。因此，中国因素对进口地物价水平的影响十分有限。
   
    美国的案例研究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商品进口国，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其贸易逆差最大来源国。在此我们以美国作为一面镜子，检讨中国出口究竟对美国价格水平可以有多大影响，从而评估中国向全球输出通缩的判断正确与否。
   
    美国量度价格水平的指标众多，计有生产物价指数（PPI）、核心生产物价指数（Core PPI）、消费物价指数（CPI）、核心消费指数（Core CPI）、GDP平价指数（GDP Deflator）和个人消费开支价格指数（PCEPI）等等。其中除生产物价指数（PPI）偶尔出现负增长外，其余各通胀指标今年8个月仍然显示整体价格水平有1.5%至2.5%不等的年上升率，即美国只是步入低通胀时代，距离通缩尚有一段距离。其原因在于商品物价的下跌不足以抵消服务价格的上升，这与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
   
    以美国的GDP价格指数系列为例，它按产品分为三类：商品、服务和建筑类指数，其中如果不是占经济60%的服务类价格指数在今年上半年有2.2%的升幅，抵消了商品类价格指数的0.8%的跌幅的话，总的价格水平不会维持1.2%的上升。美国《华尔街日报》今天8月份时作了一项调查，同样发现CPI的一揽子商品当中有30%在上半年价格下跌，只是服务类价格上升令总体价格水平仍然上升。中国因素不可能影响美国的服务类价格水平，因为一来中国服务业发展仍未达到高水平，二来服务业全球化进程远不如商品贸易来得深入。故此中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只是商品价格当中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虽然是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国，但在2001年美国进口来源中却只排第四，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只占有美国进口商品市场份额约9.3%。
   
    再者，美国劳工部最能反映进口商品价格的进口价格指灵敏（Import Price Index）系列虽然没有单独反映来自中国进口商品价格的指数，但其中来自日本和亚洲新兴经济体（包括香港、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最近进口价格指数均跌至10年或更长时间的新低，显示美国从亚洲的主要进口几乎都带来进口一部分而已。美国的情况清楚地显示出，说世界通缩之源是中国根本没有道理。（张平）